于是，郭沫若认定“万卯寅”应该是“王茂荫”。
随后郭沫若于1936年发表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
从此“王茂荫”才真正出现在《资本论》里。 在晚清浑浊的官场中，作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王茂荫在廉洁自律方面表现得也很出众。史料记载他：“性清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馆(即歙县会馆，今宣武门外。王为安徽歙县人)中。自本简约，粗布粝食，处之宴如。”“公余之暇，手一卷自娱，京宦三十年，未尝携眷属。”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省部级”官僚，能做到这样真是难能可贵。
王茂荫的家训，也是他的遗言，其中一些内容今天读来依然有警示作用，现摘录几段：
“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
“看着当下取来虽见为有，不知非灾横祸出而消耗之必且过于所取，须以当下之不取为消将来这横祸，则此心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随之。当时时作此想，则自然不敢妄取。渴不饮偷盗泉水，热不息恶阴木。有志者须极力持守，方可望将来有好日。恐此后汝辈家产薄、家口多，衣食难度，遂至见利而不能思义，故切切言此，务务紧记为要。”
这些言语，虽为士大夫老生常谈，但苦口婆心，言之真挈，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
从叮嘱家人的另一件事上，可看出王茂荫对名利的淡漠。在封建社会，“坐一乘轿，娶一房小，刻一部稿”，即除了做官、娶妾，能刊印留下一部书稿，这是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事。
看王茂荫如何说的：“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子孙，使知我居谏垣，蒙圣恩超擢非自阿谀求荣中来。他日有人入谏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可以望做好官。惟可传家，不可传世。断断不宜刊刻，切切是嘱。”最后还补上一句：“刻书是我所恶，无论何人总要想着书传世，将来必有祖龙再出，一举而焚之”。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学氛围中，士大夫把留名青史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王茂荫能把人生看得如此豁达通透，实在是罕见。不过，历史就是如此诡异，就是这样一位不想留名的人，历史偏偏永远牢牢记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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