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中旬，不列颠群岛
短短十数日，不列颠联盟这座本已在外部核威慑下吱呀作响的建筑，其内部承重结构开始发出不堪重负的断裂声。最初的火星，从西北和西南边缘燃起，迅速向内蔓延，灼烧着伦敦已然焦头烂额的神经。
威尔士，卡迪夫
南威尔士的煤烟似乎比往日更加浓重，压抑地笼罩在城市上空。
然而，这一次，走上卡迪夫皇后街和纽波特码头区的不再是高举罢工标语、要求改善待遇的矿工队伍，而是更为复杂、情绪也更显绝望的人群。
在格温·埃文斯等人的暗中联络和“威尔士自由联盟”传单的悄然传播下，一场以“要和平，要生存”为口号的游行在严密但克制的组织下开始了。
游行队伍中既有担心儿子被送上必死战场的母亲，也有害怕矿区成为下一个核爆目标的矿工家庭，还有深受威尔士民族情感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学生。
他们的标语牌上用威尔士语和英语写着：“伦敦的疯狂，不该让威尔士陪葬！”、“与柏林和谈， NOW！”、“我们的孩子要未来，不要灰烬！”。
起初，游行是相对和平的。
但当队伍经过威尔士事务办公室，一个伦敦委派的机构时，人群中的情绪被点燃了。
有人高声喊道：“如果伦敦的那些老爷们宁愿看着我们全被烧成灰，也不肯放下他们那该死的骄傲，那威尔士就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Cymru am byth!（威尔士永存）我们不能跟着他们一起沉没！”
呼喊声引发了强烈的共鸣，石块砸向了办公室的窗户。
秘密警察试图介入逮捕领头者，却在人群愤怒的推搡和“刽子手！”“莫斯利的走狗！”的骂声中被迫后退。
骚动虽被增援的“人民警卫队”用警棍和催泪瓦斯暂时驱散，但“脱离”这个词，如同危险的病菌，已经随着煤烟和寒风，在威尔士的城镇间悄然传播。镇压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将恐惧和愤怒更深地压进了矿井和家庭。
苏格兰，格拉斯哥与爱丁堡
在克莱德河畔的格拉斯哥，工业巨舰的龙骨仍在生锈的船坞里，但工人们的心思早已不在生产上。
阿拉斯代尔·麦克塔维什和伊恩·卡梅隆等人通过地下网络和工团中的同情者，巧妙地将经济困顿、物资短缺与伦敦的战争政策挂钩。
一场始于乔治广场的集会，最初只是抱怨配给不足和工厂管理混乱，但在卡梅隆等激进分子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下，迅速转向政治诉求。
“伦敦的‘社会主义’给了我们什么？”
卡梅隆站在临时搭起的木箱上，寒风卷动着他单薄的外套，但他的声音却高亢清晰：“是空荡荡的商店货架？是越来越长的面包队列？还是是德国人枪口下，不，是那种比枪炮可怕一万倍的武器的瞄准镜下的等死？！他们坐在白厅里，谈论着世界革命和最后的牺牲，可他们问过格拉斯哥的工人、爱丁堡的市民、高地牧民的意见吗？苏格兰人的命运，应该由苏格兰人自己决定，而不是由一群即将把我们都带入地狱的疯子决定！”
“和谈！独立！生存！”
的口号声在古老的石砌建筑间回荡，越来越响亮。
游行队伍向爱丁堡进发，在皇家英里大道上与严阵以待的“人民警卫队”和匆匆调来的主要由英格兰人组成的忠诚部队发生了激烈对峙。
石头与警棍齐飞，催泪瓦斯的辛辣气味弥漫在苏格兰历史的心脏地带。
有年轻的示威者爬上栏杆，展开了一面古老的苏格兰狮子旗，尽管它很快被扯下，但那一瞬间的画面，连同“如果伦敦不要和平，苏格兰就自己寻找出路！”的怒吼，通过一些胆大的记者和口耳相传，深深地刻入了许多旁观者的心中。
英格兰，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
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动荡，如同投入英格兰这座已满是焦虑深潭的石子，激起了更大范围的涟漪。
核弹的阴影并非遥远传说，而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报纸和广播在莫斯利政权的控制下依旧高唱抵抗到底，但走私进来的外国报纸片段、短波收音机里模糊的海外广播、以及亲友间压低声音的恐怖传言，都在不断喂养着这种恐惧。
“下一个会是伦敦吗？”
这种想法在地铁车厢里、在酒馆的窃窃私语中、在母亲哄孩子入睡时的颤抖眼神里无声地蔓延。
当看到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率先反抗”，一种复杂的情绪在英格兰人中滋生：既有对“分裂”的本能不满，更有一种“为什么我们必须沉默等死”的愤懑，以及“也许他们是对的”的隐秘念头。
在伯明翰的工厂区，工人们以“抗议生产安全条件恶化”为名举行了怠工和集会，话题很快转向对战争的厌倦。
在曼彻斯特，大学生们聚集讨论，质疑继续抵抗的道义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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