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六月，伦敦倒像个矜持的英伦闺秀，难得褪去了那副愁眉泪眼的模样。如一首被阳光与骤雨交替谱写的潮诗。
天是那种淡淡的蓝，像上好的青瓷，釉色温润，透着一层薄薄的光。云呢，也不急着走，一团一团，松松软软的，像是刚弹好的棉絮，闲闲地挂在天上，河水泛着粼粼的碎金，缓缓穿过城市的心脏。
玫瑰开得正盛，浓郁的芬芳与修剪过的草坪散发出的清甜混杂在一起，被暖煦的风送到每一个角落。
栗树叶阔大而油亮，在阳光下泛着健康的蜡质光泽，孩童的笑声与鸽子扑棱棱的起飞声交织。
偶尔一场急雨不期而至，豆大的雨点噼啪砸在维多利亚时期遗留的玻璃暖房顶上，旋即又云收雨歇，空气里浮动着一种甜丝丝的、混合着泥土和草木清芬的味道，以及无处不在的、属于夏日植物的蓬勃生命力。
一切都慢了下来，透着股富足安详的劲儿。
可这般的明亮与慵懒，一丝一毫也落不进司奇峰和汤锦屏的眼里。在他们看来，伦敦城的色调永远是灰暗的，如同旧照片般褪了色，凝固在一种无休无止的、黏稠的焦虑之中。
儿子身陷囹圄的阴影，如同一块巨大的、吸饱了水的厚重绒布，不仅蒙住了他们的眼睛，更沉沉地压在他们的胸口，让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艰难的拖拽感。
司汤达的案子在警方的推动下，正沿着司法程序的轨道缓慢而确定地向前滚动。
尽管主犯阿龙依旧杳无踪迹，但这并不妨碍程序的齿轮冰冷地转动。案子已从警方调查阶段，移交给了皇家检控署，进入了排期等待正式起诉的阶段。这意味着，短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调查期即将过去，法庭诉讼阶段就要来临。
可也就像病人从急诊室转到了住院部，虽然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但那漫长的、结果难料的治疗过程，才更磨人。
现实的窘迫，迫使这对夫妇从一天房费七十镑的宾馆，搬到了韩远征、罗婵几个人帮忙在象堡附近寻觅到的一间狭小公寓里暂住。
那点原本为儿子预备的、如今看来已是杯水车薪的积蓄，实在经不起宾馆费用的持续消耗。
新居所位于一栋老旧公寓楼的二层，窗外是对面楼房斑驳的砖墙，光线吝啬地透进来，房间里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混合着陈年油烟和潮湿气味的味道。但这已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经济的选择。
按照李佩华律师基于经验的预估，司汤达这种尚在侦办中有同案犯在逃的案子，即便走相对快速的简易程序，从移交检方到法院正式排期开庭，最快也要到七月中下旬。
倘若中间再出现什么波折，比如需要补充侦查，或者法庭日程排满，拖到九月份也属寻常。
这个时间跨度，让司奇峰和汤锦屏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回国，心悬在半空，生怕错过任何关键消息，留下，异国他乡的生活成本像钝刀子割肉，无时无刻不在消耗着他们本已干瘪的钱囊。
几番痛苦的权衡，两人最终决定，两人把该用的年假都用了，先留下，守着这间临时租来的小公寓，随时准备应对律师的传唤或法庭的突然通知。
他们盘算着，要是能等到案子正式移交检方的消息确认，或者假期用完，两人便立刻飞回国内，处理那不得不抵押的房子、借钱、以及....无论如何，工作不能完全丢掉，哪怕挣到的只是杯水车薪，也总好过坐吃山空。
待到正式开庭日期确定，两人中的谁再独自前来。这是他们在这绝望困境中，能想出的最节省、也最无奈的策略。
前前后后奔波帮忙数日的韩远征、罗婵、庄欣怡等人，也渐渐回归了各自的生活轨道。
有的考试季来临，得在图书馆里夜夜灯火通明，有的毕业论文压得人抬不起头，眼瞅着答辩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前程和课业驱赶着。
司奇峰和汤锦屏是明事理的人，深知这帮年轻人已仁至义尽，实在不好意思，也再无理由去频繁叨扰。
他们开始笨拙地学习在异国他乡独立生存。拿着画满标记的伦敦地铁图，辨认着那些拗口的站名，小心翼翼地搭乘着轰隆作响、气味混杂的地铁，往返于象堡、大使馆教育处和位于林肯律师学院的李佩华办公室之间。
在超市里，他们对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标签上的英文发愁，比较着每一种蔬菜、每一盒肉类的价格，计算着便士。
汤锦屏开始在公寓那个狭小且总有些油腻的厨房里，尝试用有限的厨具和调料，复刻家乡的味道，仿佛那升腾的、略带焦糊的锅气，能暂时驱散一点心头的阴霾，给这冰冷的异国囚笼带来一丝虚幻的暖意。
生活的粗粝面目，以前隔着一层“留学家庭”的薄纱，看得不真切。如今这层纱被猛地扯去，那冰冷的质感，便直接硌在了手心里。
就在司汤达父母于生活的夹缝中艰难喘息之际，小李厨子则在一片关于大小姐和一个灵珠一个魔丸即将莅临指导的隐隐期待中，寻了个奇特的清静去处，LSE考试季线下final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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