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是堂堂正正驱使以利的阳谋，委实让人一时之间有些难以取舍，而没有那么好做决定了。
我在出兵之初，可没有打算跳进辽西这个大坑，而只是想获得一些港口和权益上的便利而已。
最后，他又顺口提了一件事。
“有薛氏来人，奢求见我一面。。”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顿然有些糊涂了。
“这关我屁事啊，我就来打酱油敲边鼓的，又不是可以决定大局的韧。。”
如此疑惑着，我还是决定有条件的见一见来人。
只是在回到本军的驻地之后，一份相当厚实的材料，被摆在了我的面前。
这是一份关于安东诸侯的初步评估报告，包括了物产、资源、人口和动员潜力等方面的大概数据。
也是日后研究和判断，以罗藩为的安东之地诸侯动态与反应，的重要依据和基础资料。其中比较重要有收集最全面的，无疑就是罗藩为代表的统治架构和政权组织情况。
从大体上看，安东罗氏为的藩牧体系，与位于新罗藩的那些诸侯小藩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有些一脉相承的渊源。
比如，比照内地的县、乡里/集镇、村庄的简单层次，在领下分设城主——乡社长/镇管——地头/庄头。
城主以上依照规模大小和户口多寡，大者称城小者称邑；
以数城十数城为（大）州/？（小）郡，则比同国朝内的制度，以规模大小分别代领（州）刺史、（郡）太守、长史、别驾、司马、及主簿、通判、参军、参事诸头衔；
而在城主以下的这些地方，或由藩家直接委派的代官直管，或是层层分授给亲族和家臣，作为食邑性质的附庸存在。
以享用数量不等的具体出产分成为代价，换取对方戍边守要，开拓边荒，乃至在本家征召下，提供兵员和武备的相应义务。
比如作为最底层的代官，哪怕是最小的地头，每年也要出丁役二十人，奉事与藩家；而最大的地头，不但要出丁役，还要按照一比三的成分，出自备武装的正兵、辅卒若干。
而且，因为长期的动荡和战乱的状态下，相应的田赋也很重，几乎达到了土地出产的一半，这还是直接交给地头的部分，不包括地方上的各种特产和土供。
因此，再加上层结构的诸多复古称谓和制度，很有些严格遵守和重现了春秋时代的若干古风。
只是处于地缘上的邻近关系，历史上这些身为北方边地屏藩的诸侯们，更容易受到大唐朝廷中枢政治变化的影响和波及。
因此，经常会出现一些被流放的宗室或是政治失败者，被强行就封为名，变相监管囚禁于边角之地的例子。
比如，被朝中任命的刺史和军尉给看的死死的，以至于只能在自己后宅里花天酒地的拼命造人的宗室别脉。
也曾出现朝廷以区区边疆军镇一隅，镇压和平复生在诸侯之间的纷争，或是诸侯领地上难以遏制的变乱，或是对某个拒绝接受调停的诸侯，进行吊民伐罪之征。
因而在那个大唐威加海内的全盛时期，
就算是就藩多年的老牌诸侯大藩，也不得不在中央王朝的庞大阴影下瑟瑟抖，而小心翼翼的用终年不绝的朝贡和派出嫡亲子弟侍奉的方式，来讨好和维持这种藩属关系。
因此，反而是天高水长皇帝远的南海诸侯们，要更加逍遥自在的多，理论上他们可以像土皇帝一般的在自己的领地内作威作福，穷奢极欲的极尽享受之能。
只要不要做得太过分，把家臣和国人搞的怨声载道，以至于起来反乱的话，基本上国朝也没有多少干涉的口实和理由，或者说需要劳师动众远涉海外的动机的。
至于领下的哪些土族和番奴，就算死的再多，也和朝堂上的大人物们有一毛钱关系么。
尽管如此，在从南海都督府到大梁开国以来的经营和布置之下，当初号称海外八百家的诸侯们，经过历代的分家裁撤废并消减，到现今以五脉八叶为的，零散分布的两三百家。
特别是永嘉大进军中，因为在西军东进的数千里溃败之路上死掉或是失踪，而导致海外各洲绝嗣和陷入内乱、纷争的藩家，可谓是数不胜数。
而五脉八叶为代表的顶级大藩，也被以世代分享政治权益为代价，吸收进了朝廷中枢的政治层面，而变成诸多广府的显赫勋贵门宦之一。反倒是原本的领地和老家，被逐步的淡出和边缘化。
由此，面对来自朝廷中枢的挤压和进逼，海外诸侯们也数度联手对抗和反弹，最终才促成了宗藩院，这个海外诸侯与朝廷中枢进行角力和协调的特殊存在。
虽然历代变迁下来，在大多数时候的宗藩院，都是类似摆设和过场的所在，以至于被人当作待遇优厚的混日子和养老所在，戏称为“养老院”和“尸积余气院”，但是有一点关键，却是始终不便的。
就是任何与海外藩家有关的诏旨和谕令，非经宗藩院的众议程序，否则在领地上没有任何的效力与大义。
因此，在南朝真正意义上的世家门阀，大致只有两种。
一种是受国爵而荫泽的勋贵世宦体系，代表了政治上撕逼的资格和在经济等领域上的诸多特权，主要集中在以广府为代表的权力中枢。
另一种，则是在广大的外洲海藩之中，形同半个土皇帝的分藩诸侯们。就算广府的贵胄们，再怎么看不起他们也不得不对他们的某种权益和便利，在私下保留某些羡慕妒忌恨的情绪。
当然，也有兼长这两种属性和色彩的存在，不过那只是极少数可以走到顶端的存在，而且被幕府当局所深深忌讳和限制着。
至于缺少了这两种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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