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对国防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联科学家的影响大为增加。
有人因此希望战后放松对科学家的控制。
在1946—1947年，这种改进似乎有所出现。
1947年苏联生物学家锡马尔豪森在苏联主要哲学刊物上，发表了明确批判李森科主义的文章。
1948年，当时在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官员尤里·日丹诺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斯大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罗意蒙孙、留比晓夫在内的苏联生物学家向中央委员会的控诉，认为李森科否定孟德尔遗传学是错误的。
日丹诺夫在随后的一次报告中对李森科进行了批判。
然而，由于李森科寻求斯大林的支持再次获得成功。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
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
经斯大林批准，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李森科在大会上宣布，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
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八月会议”的恶劣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八月会议”使李森科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李森科的个人胜利，无疑是科学的悲剧。
真理的声音依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由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苏联《植物学杂志》于1952年底起冲破阻力，再次发出了与李森科不同的声音，揭开了苏联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的序幕。
之后，该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实和不道德的行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次解冻。
瓦西里点燃了一根香烟深吸了一口，把李森科企图用提高农作物产量为“诱饵”，希望获得自己的大力支持的文件扔进了垃圾桶里。
瓦西里已经懒得对李森科提出的零下50度“春化处理”进行论证，一个大骗子说出来的话，在浪费大量的物力、人力去进行验证，那是对自己智商的侮辱。
李森科能够在苏联科技界为非作歹这么多年，苏共领导层的责任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责任。
瓦西里想到要不是玉米小夫被自己整下台，按照原本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这个“伪科学家”李森科起码要还要毒害苏联科技界十几年，就连龙国也是深受李森科主义的毒害。
好就好在龙国科技技术起步晚，被李森科的“伪科学”影响有限。
自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李森科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他的靠山斯大林同志去世了，新一届的贝利亚同志对他的研究并不感兴趣，他几次向贝利亚写信控诉苏联科学界里，潜伏着一些企图破坏苏联科技进步的叛国分子，企图用政治捆绑贝利亚支持他对苏联科技界的掌控。
贝利亚自然清楚李森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要不是斯大林同志在背后支持这个败类，他早就想把他送到西伯利亚种玉米了。
“啥......你说西伯利亚种不出玉米，你不是自夸有技术用低温储存种子可以大量增产的吗？你自己吹过的牛逼你自己去实现吧，否则.....那你就等着活活饿死吧！”
对李森科的清算绝对不是简单的让人把他控制起来，进行审判、劳改或者是判处死刑。
在瓦西里看来这是一场“正”与“邪”之间的一场决斗，需要有科技界的权威人士联合起来，一起讨伐李森科的“伪科学”。
先把李森科的“神圣外衣”给拔除掉之后，再利用国家力量对其进行追责。
这也是瓦西里虽然明知道李森科是一个什么玩意，他却不能利用他苏联领导人的权利对其进行处罚。
如果利用政治强权干涉科学界，必然又会带来新的问题，这自然不是瓦西里愿意看到的情况。
沉思了良久之后他又从抽屉里拿出来了一个信封，打开信封又浏览了一遍信纸上边的内容。
这封信是1954年底由300多名苏联着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苏共中央总书记贝利亚的建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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