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周开荒以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剑阁对川西的安全非常重要，还有少量军官认为明军作为政府军，有责任收复故土并且坚守。幸好这种人并非很多，邓名很容易就打消了他们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念头，若是邓名切实掌握上百万人口，他也也会尝试占据剑阁，至少在江油建立前哨基地。
“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恢复生产，在保证粮产量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训练士卒。”见一时大家都拿不出什么好的攻击目标，邓名就转入下一个议题：“我计划设立一个学习日，在商行里工作的工人，每五天必须放假一天。而且这天商行的老板还需要付工资给工人。”
建立明朝的朱元璋是个工作狂，也不认为天下人有休息的必要，规定除了他的生日、春节和中秋，其他日子都要工作。虽然这个规矩没有被他的子孙执行下去，但休息日也仅限于官吏，普通工匠依旧要日复一日的工作。而在邓名看来，间隔性的休息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对他推行全民军事训练也有很有好处：“在学习日这天上午，同秀才都要在常备军的指导下进行训练，我们不是说过，同秀才不免除兵役么？这每隔五天一次的训练就是兵役的一部分，不但工人要参加，商行老板也得参加，学习日官府的雇员除了值班人员其余人也要参加军训。”
清军的绿营也不是每天都进行训练，不同将领积极程度和粮饷充足程度都不相同，清军平均每隔五天出操一个上午，有的十天出操一个上午。就是赵良栋这样的名将，顶多也就是上天进行一次军事训练，训练强度和范围根本无法和成都的常备军相比。
“五天一次的军训，将以亭为单位，每次一个上午，常备军自行决定训练内容，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让同秀才能够听懂军事命令、认识旗鼓、学会队列变换。”绿营官兵延续明军的传统，他们在平时或许吃的不好，但在出操那天肯定能够吃一顿饱饭，粮饷的充足同样是制约清军训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近期没有什么战争风险的时候，各级将领总是倾向于减少训练以节约开支。邓名既然要进行日常训练，当然也不会不考虑到这点：“学习日我们向参加训练的同秀才提供三餐、每个人定额是四斤粮食，吃不完可以带回去；生病可以不参加，但需要郎中证明或是经过士官的检查，如果无故不参加视为逃避兵役，罚四斤粮食。”
现在成都工商阶层并不多，邓名制定城市人口的训练制度是未雨绸缪，更多的人还从事农业生产：“凡事种田的同秀才，农忙时学习日暂停，但差额要在农闲时补齐。都府治下的每一个同秀才，只要年满十八、不满五十，每年就必须参加七十天的训练，在达到这个数字后，剩下的休息日可以自由支配。”
相比把大量的粮食花费在修筑通向江油、剑阁的道路上，邓名觉得还不如用来进行军训。由于同秀才免除了劳役，所有的修筑工作成都都需要支付报酬，而且这对常备军也是一种锻炼，让士官能够借此锻炼控制部队的能力。
军事会议结束后，知府衙门来人找邓名，说有大批权如同秀才（俘虏）的代表在衙门前求见邓名。
“你们欺负人了？”正打算休息一会儿的邓名立刻冒出了这个念头：“有多少人来告状？”
“不是。”刘晋戈的手下连忙辩解道：“他们是来向提督道谢的。”
“道什么谢？”
“因为提督的仁政啊。”使者恭维道：“提督并没有把他们送去军屯，而是允许他们自行开荒，还给了他们不受肉刑等士人权力。”
权如同秀才都是外地迁移来的百姓，这个身份只是临时性的，等他们第一次向知府衙门纳税后就自动转成同秀才，因此除了一个名字外，和同秀才并无丝毫不同。可这次明军向成都送回大批贵州、陕西人，这些人同样是退役军人，不过他们的身份不是前明军辅兵而是前清军辅兵。一开始邓名的不少手下都想针对他们制定一些歧视性政策，但邓名不同意，以“一切为了发展”为借口，下令对清军退役士兵一视同仁。
“肯定是刘知府搞出来的。”邓名马上断定这是刘晋戈策划的形象工程，他有些生气地说道：“我忙了一天，哪里有时间去应付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情？还影响种地，本来他们就已经耽误了不少农时了。”
虽然邓名有些不满，但他还没法拒绝这个请求：“如果我不去见他们，这些人多半会心中不安，算了，我还是去一趟吧。”想到这里，邓名就穿戴整齐，带着几个卫兵赶去知府衙门——他原先的卫士都转职去常备军当军官了，现在卫队都换成了三堵墙的人。
不过这个邓名倒是冤枉刘晋戈了，这次感恩活动确实贵州和陕西人的自发行动，不过在听说这个消息后刘晋戈倒是非常支持，赏了提议人一些欠条，还派出卫兵维持秩序。
谭小庄就是代表团中的一个，他被送到成都后，本以为会再次进入一个军屯成为辅兵。和其他俘虏一样，谭小庄对未来的命运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反正一直都是这种生活，他相信自己能够适应得很好。只是一想起在贵州那短暂的自耕农生活，谭小庄还是有些遗憾，美好的日子短得就好像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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