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明代的讼师就是专门从事司法服务的，他们精通大明律法条文，除了可以代百姓写状子外，在明末更发展到了到大堂上替雇佣他们的人发言的地步。有时双方都雇佣了讼师，坐在大堂上的官员就得听双方请来的讼师唇枪舌剑，各自从大明律中引经据典，声称自己才是有理的一方。
有了这些专业人士的协助，官员忽悠堂上百姓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明末官员的书信中有大量关于讼师的描述，有些新上任的官员在信中称双方讼师的争吵让他脑袋都大了，因为他听哪方都觉得有理——这些讼师的司法知识远远超过科举出身的官员之上，最后简直就不知道该如何断案了；还有大批的官员在信中称这些讼师甚为可恶，因为以前只要吓唬来告状的百姓几声就可以把他们的胆子吓破，断案后也不担心名声受损——因为其他的百姓大都也是法盲，既然官员说他断案是由根据的，那百姓也会相信——讼师的出现让官员胡乱断案的成本大大提高。
满清入关之后，对讼师采用严厉镇压措施，禁止任何人向百姓提供司法服务，若是发现有人代写状子或是提供过堂建议的话，这个讼师就会收到流放的惩罚，后来更进一步提高到死刑；而为了彻底断绝需要，清廷还规定，所有人打官司时都必须自己书写状子，如果不识字的话可以口述让别人笔录，但其中不能有任何修改——为了方便官员识别，清廷还定下规矩，告状的人必须当堂背诵他的状纸，若是有“一字之差”，就会被视为找人代写，官府不但不会受理他的案子，还会将他乱棍打出。
简而言之，就是说即使是满清自己编写的大清律，官府也不希望百姓懂，更仇视那些向百姓普及法律知识的人。
“现在成都没有讼师，不过以后肯定要有，如果有人无力雇佣讼师，我觉得官府应该出钱为他雇佣一个，因为如果没有讼师帮他解惑，那提刑官想怎么哄骗百姓都很容易。”邓名的看法比张煌言还要激进，后者是江浙人，很多这里的人都在大明治下从事讼师行业。
邓名兴致勃勃地说道，等将来控辩体系完善后，军队的百姓的纠纷也通过这个机构来仲裁。邓名认为其实军队自己心里也清楚哪种行为是说的过去的，哪种是说不过去的，若有一个提刑衙门把审判权从军中中拿走的话，军人的在前线犯下伤天害理的几率就有可能降低：“我军中有一半的士兵都是张尚书的旧部，军官更是七成都是从舟山来，若是他们知道有一天还会落在张尚书手中，那他们肯定不会有胆子在前方做什么太过份的举动。”
听到邓名这句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话后，张煌言也笑了几声，他对邓名这种闻所未闻的司法体系产生了不少兴趣。邓名不可能为详细列举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刚才他提出军队对具体问题和形势的处理是合理，基本是由提刑官来判断的。
又想起了陪审制度搬出来，邓名也随口提起，将来可以挑选一批个与案件无关的平民组成陪审团，由双方讼师设法去说服他们，而提刑官期间起得的作用就是不让任何一方公然撒谎，最后由这个陪审团给出一个初步建议。
“让一群不懂律法的人断案吗？”听到此处，张煌言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若是这些人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犯妇俊俏，就要放走谋杀亲夫的毒妇怎么办？”
“最后的决定权当然在提刑官手里，无论陪审的人提出什么建议，提刑官都可以推翻，可以无视陪审的建议自行确定有罪还是无罪，并确定刑罚。”邓名答道，即使是在他前世的陪审制体系中，法官也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只是法官不轻易动用他们的权利而已：“但如果推翻建议，就需要详细写明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必须拿出来见人，在周围张榜示众。”
在追求公平、正义的问题上，张煌言似乎有过人的天赋，邓名拿出了众多他闻所未闻的设想，但每次张煌言只要略一思索就能体会到邓名背后的深意，也能看出邓名对这套体系极为用心，潜心思索数年之久——如果不是邓名这么年轻，张煌言就会认为这套体系邓名依旧琢磨了几十年了，这实在是他高抬邓名了，后者只是照搬经过几百年锤炼的产物。
“嗯，这和讼师的用处是一样的，没有讼师参与那官员怎么说都没人知道对错，所以他想怎么断就怎么断，所以邓提督甚至打算指派讼师，必须要有讼师参与断案中，这样官员徇私舞弊就不会无人知晓；不过这样还是不够，邓提督要设计了这个陪审人员。法不外人情，这十几个百姓如果大部分判人犯无罪，那周围的百姓中大部分人应该也有类似的想法。官员如果想让大家同意他的判罚，就需要拿出很有力的理由，否则很容易被大家看作徇私舞弊。”张煌言琢磨了一番，觉得对想枉法或是胡乱断案的官员来说，邓名的这套办法比之前的讼师还要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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