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皇太后的意思很明白，鳌拜这么做肯定会引起两白旗里部分人的仇视，将来皇室为了显示公允和拉拢两白旗，无疑要给他一些惩罚，如果必要甚至会给鳌拜降爵、杖责这样的羞辱。
“奴才一心为主子效力。”鳌拜重重地磕头。
“好奴才。”太皇太后赞叹道。和鳌拜的这一番交谈后，苏克萨哈位列第三的辅政大臣地位也就确定下来。
鳌拜走后，太皇太后在心里琢磨着：“鳌拜跟着太宗的时候忠心耿耿，但是没有这么多狡计啊，怎么现在肚子里有这么多坏心思呢？索尼这个人老糊涂了，虽然用着不趁手，但还是索尼这样的才可靠。嗯，将来玄烨长大以后肯定是要给苏克萨哈平反的，那时鳌拜若是老朽了就随便骂几句算了，若是他还是这样头脑清醒的话……干脆，以后收拾两白旗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办，等平反的时候就赐鳌拜一个死吧，两白旗肯定会感恩戴德的。”
……
第二天，也就是顺治十七年的倒数第二天，戴孝的小皇帝第一次登上龙椅，端坐在上面，一本正经地听着辅政大臣和祖母的对奏。按理说明年已经可以改元，但现在距离年关实在太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全天下在年前知道新的年号，最后朝廷还是决定明年继续使用顺治十八年的年号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混乱，再过一年为康熙元年。
关于顺治战死，京师这段时间来一直议论纷纷，虽然邓名的行动可以用先欺敌、后突袭来解释，但邓名的雷霆一击实在是威力巨大，一个时辰的夜袭就打垮了三千蒙八旗，夺取了全部外围阵地，而士气高昂、装备精良的两千禁卫军据守营寨竟然没能坚持多长时间。看过禁卫军军官的详细报告后，索尼、鳌拜这些老将都感到不寒而栗，他们觉得自己都无法如此完美地深入敌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禁卫军围困起来，相比邓名凌厉的突袭，报告上描述的无穷无尽的弓箭都显得不值一提了。
现在朝廷高层已经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邓名一定是通过某种渠道了解到了皇帝的动向，而能够给他提供皇帝行踪的，除了朝廷高层就是江南官场。
今天的御前会议参与者并不多，侍卫也都是最可靠的上三旗子弟，所以辅政大臣们也没有什么顾忌。鳌拜大声说道：“能够及时知晓先皇行踪的，差不多就是现在屋里的这些人了。”屋里的人基本也就是皇帝人选和确定年号的参与者，他们的忠诚已经久经考验：“必定是江南官场有人通贼，而且位置不低！”
负责提供粮草的林起龙，负责战场统筹的蒋国柱，还有具体指挥两江部队的梁化凤，他们三人身上的嫌疑最大。不过清廷找不到他们与邓名私通的动机，而且如果他们是叛徒，那又该如何解释他们至今还没有亮出反旗呢？有了这次的教训后，下次清廷要南下势必提防，不会再给江南官场出卖情报的机会；而且时间拖得越久，这个叛徒暴露的机会就越大。在朝廷看来，这次皇帝被突袭身亡，江南督抚也会生出和朝廷一样的疑惑，若是真有这么一个细作存在，现在检举告发的奏章早就应该递上来了；可真实情况是江南方面没有任何反应，就是说没有任何督抚发现蛛丝马迹——总不能说整个江南官场都莫名其妙地无理由地通邓吧？
对这件事还有另一个解释，那就是邓名在某个督抚的身边有密探，事变后这个失职的督抚虽然察觉有异，但为了推卸责任，秘密x处决了细作。不过这个设想并没有摆到桌面上，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御前会议的参加者也不能彻底洗脱嫌疑，毕竟也有可能是他们的身边人泄露出去的。
因此，大家都一口咬定，肯定有某个江南的高官向邓名出卖了先皇，一定要认真追查。但如何进行追查则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而且现在究竟是不是认真追查的好时机也值得商榷。现在江南官场不稳，谣言满天飞，连督抚也将信将疑，屡次上报有绿营哗变。朝廷判断这些哗变中大约三成是借口，三成是有高官煽动，剩下的三成才是自发行为。不过军心、官场都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眼下确实不是大规模追究的好时机。
御前会议上除了辅政大臣，还有几个参与定策的汉人臣子，汉人没有选择权或是建议权，辅政大臣让他们参加会议只是一种信任的姿态。这几个汉人同样是死心塌地的保皇派，所有的满汉臣子都倾向于暂时对江南采用怀柔政策。江南送来的奏报不是说朱国治的余党通邓吗？这个解释朝廷虽然存疑，但不妨先捏着鼻子认下来，把朱国治满门抄斩，公开宣布失陷先皇一事与江南督抚无关。等到新皇帝的皇位稳定了，那些王公大臣的野心也被压制住了后，再慢慢进行探查。
江南的大员还报告，杀害先皇的凶手邓名已经率军逃回上游，看起来是想穿过湖广逃回他的四川老巢去。
“先帝在时，曾有意调集重兵于川陕，然后直捣成都犁庭扫穴。”当初索尼并不反对顺治的这个计划，虽然他深知这个计划耗费巨大，但当时清廷有余力进行这个尝试；高邮湖一战后形势剧变，东南是满清的财赋重地，尽管现在只是表现出一些不稳，但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索尼奏道：“这次东南遭遇兵祸，邓贼荼毒地方，明年的赋税恐怕会受到很大影响。奴才以为，朝廷不宜继续向川陕投入兵力、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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