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书院在明朝末年并不算很了不起的事，最着名的非东林书院莫属。不过在现在这个时候，由一方诸侯出面、出钱来办一个书院就有些敏感了。当初文安之教邓名这一招的时候，很多话都没有说明，文安之没想到邓名对此完全不理解。
天子的官吏储备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科举正途，另一个就是贡院的学生。永历天子东跑西颠，无暇召开科举考试的时候，李定国就支持他在昆明办学，教导少年们读书，这些人自然就是皇帝的学生，将来也会成为明朝的官员。对于这些学生的教育，便是权倾朝野的李定国也不插手，完全由天子一个人说了算。
邓名不是什么大儒，他办学显然不可能为了传承什么门派，那就只可能是用来培养自己的预备官吏。换言之，如果在这个书院里念书不能带来功名的话，士子们又何必去浪费时间呢？至于邓名用书院这个名字，只是不打算明目张胆地培养、选拔官吏罢了，算是抢班夺权行动中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邓名这时已经注意到周围的气氛变得尴尬，不过他依旧有些茫然，不知道自己到底说错了什么——这几年来他一直带兵打仗，顾不得关注其它的事情，无论是文安之还是部下都认为他应该懂，只是故意装不懂而已。
见陈佐才脸上又出现了愤愤之色，而昆明其他人开始试图把话题岔开，邓名心里感到愈发的不对了，心里想到：“书院是文督师让我办的，他也支持我兴办教育，给不认字的孩子们开蒙，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妥吗？”
四川和云南的同盟还很脆弱，邓名虽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还是急忙解释了一番，称自己这个书院面向成都的全体儿童，除了要教他们认识一些常用字外，还教算学等技巧，以便培养更多的人才，满足成都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饥渴。
不过邓名的话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他描述的义务教育在大部分人看来是没有先例的。因为昆明的人完全不明白邓名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没人接茬——除了陈佐才。
“邓提督只是要教孩子们认字吗？只是要把私塾变成官家来办吗？”陈佐才的语气里满是怀疑，显然邓名说的他一个字都不信。
“确实如此。”好不容易有人出声，邓名对陈佐才真是感激不尽，他一个人坐在位子上唱独角戏感到非常难受。
“下官曾经在昆明贡院教过书，”当年永历在昆明开的贡院没有几天就关门大吉了，期间陈佐才就是教员之一：“不知道提督的这个书院里教授够不够，下官应该还是能胜任的，正好闲来无事，可以去成都助邓提督一臂之力。”
在陈佐才看来邓名肯定不会同意的，陈佐才只是为了挖苦邓名几句，稍微出口恶气罢了。这种培养未来官吏的地方，教育的关键不是学识而是忠诚，要保证从上到下都是自己人，才能教出死心塌地的文官集团来。
可惜邓名依旧听不懂，在他的印象里，贡院出来的学生都是监生，那么能够在贡院里教书显然水平更是了得，听了陈佐才毛遂自荐后，邓名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欢迎，成都的书院确实是缺乏教授，只是怕陈先生不肯屈就。”
这个时代是官本位，当教师自然比不上当官吏吃香，邓名招募来的士人都是没什么机会当官的底层士人。而陈佐才是大理的望族，现在好歹也在朝廷里有一席之地，平曰还能出入晋王幕府，所以邓名觉得对方多半不肯来自己的学校。
但陈佐才却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对方竟然会答应下来：“难道这个书院真不是用来培植党羽的？不对，若不是为了培植党羽，怎么舍得花钱做这个？”在陈佐才的心目中，公立学校除了选拔官吏就没有其他的功能了，所以他心思一转，自认为看懂了邓名的意图：“哼，他多半是觉得朝廷式微，想要拉拢忠臣义士，成就他的非常之谋。现在居然拉拢到我的头上了！”
一个用来生产官吏的学校的负责人位置，当然不可能像邓名说的那样是个不起眼的职位，相反极其重要，邓名把它递给陈佐才称得上是极为露骨的收买了。但陈佐才心中却是一阵阵地冷笑：“我对皇上、朝廷的效忠之志百死不悔，你想收买我吗？这绝不可能。好吧，我就去一趟成都，定要让你偷鸡不成蚀把米。”
……
第二天陈佐才就和李定国说明了缘由，然后来邓名这里报到。在陈佐才看来，书院是非常重要的舆论阵地，他既然下定决心要去成都的书院里讲述君臣大义，那当然是越早去越好。见到邓名后，陈佐才就表示他愿意马上动身，先行一步赶去成都，只要邓名给他书院祭酒的委任状就可以。
邓名也知道祭酒差不多就相当于校长，他从长江中、下游招募来的士人都是年轻人，上明军的战船以前，都是闷在家中读书，既没有多少阅历，也没有从事过管理工作。陈佐才本来是云南的缙绅，投军以后当过沐天波的把总，曾经去建昌催讨军饷、视察军屯，又先后在永历御前和李定国的幕府中效力，无论学识、阅历，都比邓名找的那些年轻士人强太多了。有这么一个文武双全的校长，邓名觉得对成都的书院会有很大的好处——直到现在，邓名依旧糊里糊涂，对昨天晚宴上为何造成冷场还是一无所知，还以为是自己不该在武将的宴会上谈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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