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法这么打，”邓名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道：“我没有那么多军队。”
“邓提督的军队不少了。”袁宗弟自信满满地说道，看起来明军是五万对清军七万五、六千的样子，好像是比对方少了三成，可是明军有水师优势，调动起来比清军负担小，所以差距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大。而且袁宗弟虽然只观察了几天，但他认为邓名的军队素质相当高，即使是辅兵一个个也都龙精虎猛，显然营养充足；而且这些辅兵能够熟练地执行军官发布的命令，小队之间配合默契，虽然没有甲胄在身，但按照袁宗弟的标准这都是战兵，只是没有披甲而已：“绝对能围着李国英的大营挖壕沟。”
“不，很少，我只有一万五千军队，其中还有三千是水手，剩下的都是民夫。”邓名不得不更正袁宗弟的看法：“他们不是士兵，不是辅兵，而是民夫！”
“他们都是好兵，再说就是民夫也能当兵用啊。”袁宗弟完全不理解邓名到底在说什么。
“他们倒是盼着我拿他们当兵用。”邓名苦笑了一声，把自己和民夫达成的协议给袁宗弟说了一遍：“可我没法给这么多人娶媳妇，就是这次参战的士兵的奖金和媳妇该怎么解决，我现在还一点儿数都没有呢。”
清军进攻的时候，邓名可以让民夫参与防守营地，就算他不下令这些民夫也肯定会帮忙，叙州来的不用说，就是成都的民夫也不可能看着清军突破营墙来杀他们。而邓名也可以强词夺理称他没有把这些民夫当做军人使用，他们是自愿助战的；而如果全军迫近李国英的大营，和敌人野战争锋或是冒着清军的火力和骚扰挖壕沟的话，邓名就没法不给这些民夫军人待遇了。
“反正李国英没粮食了，等他撤兵的时候我跟在后面抓俘虏就是了。”邓名虽然有三万五千训练有素、士气饱满，甚至积极愿意参战的民夫，但他口袋里没钱，所以主动退而求其次，只想着取得一个有限的胜利而不追究全歼李国英的部队：“等李国英逃跑，我就在后面跟着，把他的无甲兵都抓走后，他的披甲迟早也要丢盔弃甲地逃亡。”
“可是！”袁宗弟这才想起来，邓名和他以及其他夔东众将不同，成都的政治模式和其他军阀也大不相同，邓名没有说一不二的权利，而是要和治下的百姓讨价还价——现在他们都是士人了，地位比明末的百姓地位还高，可不是军屯里那种随便揉捏的农奴兵。
“可是如果邓提督不紧逼上去的话，李国英最后很可能只把辅兵扔下就跑了，”袁宗弟听明白了邓名的难处，但却没法同意对方的战略：“最后披甲兵多半能逃走，就算他们把盔甲扔下一部分，人可是都能跑了。”
在袁宗弟看来，辅兵这种夫子是要多少有多少，披甲兵才是关键，如果不消灭对方忠心耿耿、富有战斗力的披甲部队，那对方元气就还在，下次再从山西、陕西征发一批夫子来就实力尽复。袁宗弟的价值观也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看法，辅兵在谁手下都是效力，胆小怯懦，平时在军屯干苦力，战时给战兵背盔甲，消耗的不过是鞭子罢了。
“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些辅兵更重要，关键是人多啊。”但邓名的价值取向和袁宗弟完全不同，对方的战兵吸收入成都体系相对困难，将领、军官、亲兵、战兵的忠诚链条强劲有力，为了消化俘虏的那两千山西披甲，邓名不得不善待他们的将领，袁象也需要额外拿出资源来笼络军官们；可无甲兵就容易得多了，他们庞大的数量对成都的生产也有更大的帮助。
袁宗弟和邓名完全谈不到一块去。
此时李国英依然没有答应王明德他们的请战要求，他很清楚这帮人心里打着什么算盘。就算从李国英的角度看，如果靠牺牲没有战斗力的夫子能换取披甲兵的安全，也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但关键在于李国英觉得这有损朝廷的尊严，古人不是有句话么？叫“汉贼不两立”，现在李国英是官兵，是朝廷的总督，他打心眼里不愿意手下去和邓名进行什么交易。
但如果意气用事的话，李国英又担心最后的结果就是披甲兵严重损失，无论是山西绿营还是川陕绿营的披甲，可都是战士，一条命抵得上十几个征发来的民夫。而且由于陷入险境，李国英知道自己的威信也受到了影响，他先是断定邓名无法及时动员大军来救，然后又误判邓名只有两万多人挡不住清军全线突围，这恐怕都会导致将领们心怀不满，至于孙思克胡乱指挥一通后自行逃走——这也是李国英委任的对不对？
见李国英迟迟不能下定突围的决心，重庆驻防八旗的统领觉得他有必要出来说句话了，当初他和高明瞻、王明德一起被俘的消息被李国英帮忙掩盖了下去，向朝廷报告他们是寻机杀死守卫，自行突围出来的。
“王总兵说的对，大军不能再继续呆在这个险地了。”满洲都统一上来就给讨论定了调子：“我们满洲八旗也和王总兵一起留下来，为总督大人、张提督和山西绿营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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