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凶多吉少的王明德、胡文科他们，不少山西将领都快热泪盈眶了，至于那些舍己为人的满洲太君，绿营的感激更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要是满洲大兵跟着一起跑，他们仅有的一点马匹和粮食也肯定要交出去，不割自己的肉供满洲太君充饥就不错了。
张勇听了这些感慨后哼了一声，目光凶狠，一言不发。后来听见山西人还在喋喋不休地称赞王明德他们，对他们的遭遇牵肠挂肚，忍无可忍的张勇就下船去找老兄弟赵良栋去了。
此时在重庆，李国英正在和高明瞻商量如何向朝廷报告这次的失败。
因为李国英发起的这次大规模进攻，邓名对重庆的威胁有了全新的评估，更生出了必须攻下重庆的念头来。但李国英的观感和邓名完全不同，他不知道明军一度异常紧张，他只看到袁宗第的实力强劲，邓名游刃有余——侵入嘉陵江后不费一弓一矢就退兵这件事，也让李国英怀疑邓名另有图谋；而且李国英还知道一些邓名不了解的情况，那就是赵良栋和王进宝带来的甘陕绿营还肩负着防备西北方向的任务，不能旷日持久地呆在重庆，迟早要调回去填补空缺。如果不是孙思克擅自修改李国英的计划，这些甘陕兵不会才到；而如果不是重庆现在岌岌可危，李国英说不定就要让他们打道回府，而不是继续向重庆进发了。
“我们完全无法与邓贼在长江上争锋，这仗根本没法打。袁宗第现在也不是轻易就能够拿下的了。”李国英痛感重庆变得全然无用，这次战败损失的民夫对陕西、山西来说尚在可承受范围内，自从把民夫们拉来以后，李国英就没打算让他们再回去。但几万人一下子损失个精光却是万万没有想到。如果要在重庆维持大军，势必要再次从后方征召无甲兵，那就可能会对后方造成恶劣的影响。当初山西把几万民夫派给重庆时，也绝对不会想到才用了这么短短的时间就耗尽了，而是以为足够重庆几年所需。
劳师动众，还损失惨重，李国英觉得应该将重庆放弃。但高明瞻却不这么想，首先他是四川巡抚，如果李国英退回保宁并且亲自坐镇，那高明瞻的职务还有何价值？若是重庆不丢，朝廷那边说不定还能糊弄一番，就算朝廷知道这又是一场惨败，但为了维持威势也会考虑从轻处理，甚至帮助重庆掩盖损失；反过来，假如重庆丢失，那就是几年来清军首次大规模战略收缩，足以让天下侧目。到时候朝廷不但不能掩盖，反倒很可能会为了振作人心而追究责任。
之前邓名兵临城下的时候，高明瞻还觉得有机会把责任推给李国英，自己可能靠独守孤城混过去。但现在李国英平安无恙还重新掌握了内外大权，高明瞻就是想推卸责任或是宣传自己的功绩也隔了一层——怎么看，高明瞻这个可有可无的四川巡抚都是当替罪羊的大热门，就是李国英都未必肯保他。
高明瞻虽然嘴上没有明说，但李国英也能猜到他担心会被问罪。
无论孙思克怎么胡来，他在朝中有靠山，都不可能承担罪责，李国英也不会说他什么坏话。而高明瞻这次表现得非常出色，称得上是力挽狂澜，李国英觉得如果高明瞻倒霉那实在太不公平了，更不用说这还是个对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
因此一时间李国英也有些迟疑不决，搁在以往，他既然决心撤退就不会因为高明瞻的劝阻而动摇，但现在他还是不能不考虑这个保卫重庆的大功臣的感情和利益。就在李国英考虑写奏章和重庆的问题时，周开荒带着李嗣业抵达了奉节。虽然李定国给李嗣业的命令是直接去奉节，但叙州一带的发展大大出乎晋王的预料，李嗣业到了嘉定州后消息很快就传到叙州，他到叙州补给、换马，见到了正在商议特别税的邓名。
对于保国公和左都督的任命，邓名欣然接受下来，在他看来这就是之前与李定国协议的一部分，接受晋王帮他取得的爵位和职衔也是两人约定好的事。而正好邓名还需要向奉节的文安之和委员会报告此战的经过，就让负责此事的周开荒带着李嗣业一行乘船东进。
之前文安之已经听说重庆、万县之间爆发大战，不过具体情况还不是很了解，见到周开荒这位邓名手下的大将前来报告，文安之就知道此战的规模必定不小；而李嗣业是亲王世子，身份地位更是非同小可，文安之料到他定然带来了重要的情报。
听说是晋王给邓名请求的爵位后，文安之不动声色，心里却在暗暗嘀咕：“这小子又想干什么？难道他转性了，不觊觎大位了吗？”
更让文安之吃惊的是这个国公，还有不追封三代的特别说明，李嗣业表情复杂地把圣旨交给文安之后，老督师的脸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是阵阵惊涛骇浪。文安之和邓名的阅历是完全不同的，虽然文安之在科学、地理上的知识不能和邓名相比，也没有吃过那么多种好东西，但他可不会天真地以为这爵位很正常——邓名对爵位并不怎么看重，他关心的只是协议和同盟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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