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
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蹊童眉眼明。
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
元稹的《估客乐》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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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对于那些占据大片田产土地的豪绅、大户们固然是苛刻至极，但是对于那些在城坊市镇之间，经营货殖往来的行商和坐户；却是相对宽容和优待得多。
只要在城邑里一次交足市税和关钱，便就再没有更多的而烦扰和限制了。若是想要长期经营某项物产或是特定区域间的转运往来，则还可申领牌照以为通关之凭。
而且，只要不去刻意触犯太平军指定的规矩和律法；他们甚至可以不受限制的从长江越过洞庭，一路行船湘水抵达零陵，或是深入折转到灵渠水道进入岭西的桂州境内。
因此，在利益的诱惑下，那怕是战火连天而沿途地方动荡不安，也依旧有冒险前来交易的行船商人络绎不断，甚至不惜之沿海辗转长江远道而来。
因为号称善待商旅而鼓励货殖的定策，而太平军也一度被那些大田主出身的官宦、豪姓、郡望大族们，视为满身铜臭十足而唯利是图的鄙下之徒。
尤其是自从归州到扬州的长江水道，为太平水军所横行无阻并开始定期巡曳之后；这种互通有无的往来就更加频繁和密集了。
毕竟，相对于盗匪横生流民不断的陆路，长江水道上的相对安全性与运载量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因此，哪怕是名义上处于敌对状态的江东两浙沿海，或又是润州对岸的淮扬境内，依旧有许多人私下往来其间。
就在王仁寿等人思虑之间，一艘自北面水道而来的硕大船只，也与之交错而过，而在船头上赫然还耸立着一杆写着大大“王”的旗牌。
这不由让王仁寿有些惊疑不定起来，难道是晋阳王氏已经提前一步下手布局了么。而在这艘大船舱中的垂幕后，来自关内的大商人王婆显，也在打量沿途市面在心中慢慢盘算着。
如今他也不再是仅限于经营大宗茶叶的生意了；事实上在朝廷财计困绝而罗括不断，京城亦是民生凋敝的情况下，他在东市里以茶行为主的大多数营生都已经荒废了下来。
反倒是当初在南边置业以为退路和转机的那些布置，却是随着湖南境内水陆商贸的再兴，而呈现出风生水起的局面；并且还因为太平贼的逐渐势大，而呈现出某种安定的前景来。
因此，到了后来他干脆逐一折变了京中的产业，疏通了路上诸多关节而把族人逐渐的迁移过来；分别开始拓展在这支贼军所控制地方上的经营。
只是后来南边也发生内乱的消息传来，在道路和消息断绝后他也未尝没有后悔过；但是随即朝廷就兵败如山倒的，被黄巢率领贼军一路突破推进到兵临潼关。
他也只能赶紧丢下带不走的产业和累赘，就此带着家人奔赴南下商州避难了。毕竟他对于朝廷口中杀人无算的黄逆大军一无所知，但是好歹亲眼见过太平贼的治下，而只能两害取其轻。
至于让东市里大多数人比较在乎的入蜀避祸打算，他却是深不以为然；甚至主动的以利害劝告周旁的人等，
要知道那位擅长京城刮地三尺以奉中宫的田大阉；已然是先行一步的把自己兄弟和党羽，安插在了三川节镇的要任上；这时候带着身家和亲眷过去，只怕是要送羊入虎口了。
结果等他仓促间走到半路上，遭遇和打发了几波溃兵，也损失好些族人和细软之后之后；才听说那些太平贼不但没有在内乱中虚弱或是分裂、垮掉，还把山南东道节度使都给打了下来；
他也就此真正下定决心，冒着从中给的风险与名头，正式在南边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因为是熟门熟路的行会中人，又有地方前期铺垫和呼应。
如今在荆州、潭州、岳州和洪州等茶山居多的产地，都是他派遣族人开办的铺子和商社分店。而他的侄儿王应元更是在江陵计署做了名筹算的小吏，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别出蹊径和意外之喜了。
但是他已然不再满足于最擅长的传统茶行经营了。尤其是因为战乱失去了中原到关东的整个北地市场，西域商路也由此断绝；而拿下从广府出海销往域外的路子，则是控制在太平军的专属部门手中。
至于西南通外的茶马古道倒还算是兴旺，但是要通过充满蛮夷和官军残余势力的黔中道，还要与来自蜀中的茶商争夺这条古道上的利益所在，对他这个专做西北路-羌塘道的北方茶商而言，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了。
因此，在不断招徕那些同样出逃长安避祸，而四散在山南两路境内的两市故旧同时，他也一直在寻觅一种可以自己这些外逃北地商人，名正言顺合力起来抱团立足的营生。
于是在一路的采买和观摩沿途当地市面当中，他总算是有所新的体会和触动、发现了。只是促因就没有那么没美好了，乃是他的一个故旧兼合作伙伴，上门来告求时所应运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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