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同行在的西川节帅别所——观园里，
“这个杨拓子！安敢如此阴背某乎。。”
一贯慈眉善目而身材矮短的左金吾卫上将军兼判四卫事、晋国公，人称“大阿父”田令孜，亦是对着兄长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大光其火道。
“杂家既能以马球定他旌节，难道就不能再复夺之么。。快与我更衣，且去面见圣主。”
“再令人传信给第五儿（东川监军院使田绘）探明内情，并令其尽快将差遣所属院兵，将相应拖延下来平贼定难的输供和行在进奉，给押解过鹿头关再说。”
然后他又转头对着唯唯诺诺的陈敬瑄道
“你且传书给巴中平贼的高仁厚，就说要他好好报效的时候到来了。。”
“西川军中的神机弩手和成都突将，可不是平白派给他用的。。”
当然了，让田令孜心情不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就是如今重建神策新军的过程，迟迟没有取得多少的进展。直到目前也就筹办到了区区五个都的兵马，大部分的钱粮军械犒赏，都是从西川节衙中拨付过来的。
这也让他的安全感被大大打了一个折扣。尤其是如今在京的神策军大多数为官宦、富户、商贩子弟充斥期间，而腐朽不堪所用，镇防关中的左神策行营已然损失殆尽，右神策行营为那个“郑家子”（郑畋）所掌握的情况下。
而没有神策军禁兵可用的中贵人，所谓专重天下、代掌大内的权柄，也不过像是早年权倾朝野的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一般的，只要天子更替间的一纸诏书，一个无名刺客就可以轻易夺走一切。
故而，在他预期当中重建的神策新军，至少要有左中右共计五十四个都（千人）；但是如此之多的人马，除了抽调拱驾各军和藩镇所属将校外，也是需要汇集剑南三川，乃至各道专供行在的财赋，来进行编练和维持的。
然而，诸南各道（岭南、湖南、荆南、山南）早已经因为太平贼的患乱而断绝；东南之地的江东两浙淮南财赋，也因为与那翻脸不认人的高老匹夫的干系，而没法输送到到行在来。
关内、关东尽为贼势所陷或是叛镇割据期间，表里山河、天下肩背的河东道至今未闻消息。光靠地僻民穷的黔中道，和同样产出不丰的西北各道那点进奉，也就是聊胜于无而已；
因此，如今主要的筹办来源还是得落在号称天府之地的剑南三川上；然而，他的兄长陈敬瑄在西川道任上穷尽罗括，已经让地方骚动不已。
之前西川镇黄头军使郭琪的兵变，以及后来邛州(今四川邛崃)阡能之乱，差点儿就波及到了行在附近。随即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在雅州、蜀州相继响应为乱。
结果陈敬瑄所派遣讨平的牙将杨行迁，却是个只会遇敌不前、杀良冒功的废物；民变让他越讨越大都一路沿江蔓延到了峡江道去，
这么一番的折腾下来，西川镇治内的小半州县已然是残破困弊了，而剩下的州县也是深为重税穷徭所苦；虽然有高仁厚将大多数从贼百姓给重新安抚下来，而别设镇扼使以为监管。
但是高仁厚南下之前也是进言说得十分明白，至少在短期之内关顾一旦出尔反尔得给他们加税，只怕重新起来作乱也只是须臾之间的事情。
然而，他想要让天子继续安心游乐下去，而继续交付诸事于手，就必须维持成都内外一个相对太平安乐的体面和基本的繁荣；为此他除了加紧迁移各地富户、巨室到成都之外，也要在税负杂捐上有所节制。
因此，就只能在其他的东川、山（南）西（道）两镇，更多分摊和承当相应的输供和进奉份额了。山西的牛勖倒还好，原本就是个西市大商贾的出身，在任上也会运营和罗括而保持进奉一直在不断增加的。
相比之下，三代都是低级禁军将门出身的杨师立，就显得有些不够积极主动和知趣、识时务了。最近几次居然要他直接去书催讨和过问，才肯如期拨付和调遣过来相应的淄用。
孰不知，杨师立的东川镇下可不比牛勖的山西镇。身为蜀地北面的屏障，既有备贼之任也要支援和扶持正在大散关御敌的数万官军将士。而地处三川腹地的东川镇则最是太平不过了，居然也要为区区的奉纳而暗自叫苦。
要知道，为了这支可以用来傍身的新军，田令孜可谓是呕心沥血的不计代价，就连自己私家的积蓄连同名下的孝敬，都给补贴和投入进去了；甚至还暗中挪用了部分供养行在的进奉库存。
而开始在一些不打紧的地方，以鎏金的铜铁器物替代原本的金银器皿；用相对单薄低廉的荆绡、楚纱，取代同色的蜀锦和吴彩；以长沙的洪州瓷来替换更值钱的刑白和越青。
然后又派人截取了清溪关以西，与南诏诸蛮边市互易的大部分利益，将一些截留下来的内在用度和器物在这里变卖折现掉。。如此种种手段尚有许多。
但是世人怎么就不能理解和好好的配合他呢。要知道，如今又有人在行在的朝堂鼓噪进言，要把那位杨枢密使给召请回来。难道是自己最近表现的太过心慈手软了，一直再没有弄死朝官和近人的缘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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