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自遣》唐·罗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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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在这些士民百姓代表当中的心思和态度也是有着微妙的区别。虽然号称钱塘十六家，但不代表所有人的立场和利益取向都是完全一致的。
像是黄氏的族长黄文义和其他三家其实都已经说好了，当场不遗余力的全面拥护大都督的一切决意。反正他们来自的两岭和闽地本来就是地少民穷的贫瘠之地，若不能出海为生计的话，那只有卷入当地夷汉土客的械斗争杀中去。
因此作为外来落户的后代，他们在地方上能够罗括到的田产反而不多，基本家族产业主要还是集中在城中的作坊和港市中的船舶上，而这些营生都与南海第一大埠的广府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需要仰仗鼻息。
作为吴兴沈氏的旁支，家主兼宗长的沈延年出来前也与族中说好并统一了口径；因为在那位大都督身边后宅之选中的就有一位沈氏女；因此为了沈氏家门传续计不管她来历如何，都只能是大家公认的沈氏宗家嫡女。
所以不管作为周边土户大族的其他三姓心思如何，他都必然要全力以赴的表示出支持的态度来；这样眼下太平军从他们这里拿走的越多，日后能够从别处得到的潜在报偿也就越是丰厚。
这才是沈氏不再长期局困地方一隅的出路所在。自从乾元年间出了为德宗生母的睿真皇后之后，沈氏就饱受来自朝廷中枢和地方宦族的排斥和压制，以致后人空有郡望之名而鲜有仕途名位之实，需要使人操持商贾来支持宗家。
倒是号称以“耕读传家”历史最为久远的陆氏、张氏、朱氏、顾氏几家，因为繁衍的族人众多而拥有田产，遍布杭州以外的各地，因此历史遗留问题的包袱最重。
但也因为这些年接二连三的战乱，让他们这些土族郡望的本家损失很大；众多族人因此流散而到处田土荒芜，乃至为乡野土豪所侵占，或者干脆就被太平军所抄没。反倒是这些留在杭州城里经营货殖的支系，得以保全和壮大起来。
因此，在此之前也有人暗中上门前来，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别出蹊径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因此也不免产生了某种在新统治者的治下，依靠政权的力量逐步取宗家而代之的蠢蠢欲动来。
最终态度最为暧昧和含糊的小群体，则是号称衣冠南渡的北地氏族后代，如今王谢袁萧等钱塘城的别支；他们背后的宗族才是着杭州境内拥有山林田产和庄园最多的存在，而且还残留着许多相应的影响力。
当然了，能够通过初步甄选和鉴定出现在这里的，起码还是在名声和风评等明面功夫上还算尚可，或者说平日里吃相不是太难看，而让人一时间能够抓到的把柄和恶迹尚且不显的存在。
至于那些真正问题明显而流于表面的存在，在太平军入城之后第一时间已经遭到了果断的清算，如今最好的结果也已经在举家流放往岭外的道路上了。
现在主要的问题反倒是他们大多数人，既随波逐流式的追随和支持过号称要“保境安民”的董昌；也在共同推举出来的蒋环号召之下，又驱逐了实力大损已经不符合他们利益所在的董昌。
既然相应的投机失败，就要承受相应的后果和代价，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关键是需要为此付出怎样的条件，割舍多大的代价，才能让太平军接受而避免家族破散，背井离乡的后果。
因此，从另一方面说哪怕到了这一步，也许其中还有不少人保有侥幸使然或者说是坐观其变，想着能不能再拖一拖、等一等，待到最后一刻出现转机和意外的踹踹心思；
比如这些太平贼在后方实在是倒行逆施的民怨鼎沸，最终站不住脚还是不得不退却而去，或是以大量的妥协手段，换取他们这些地方贤达的协力呢？兴许忍一忍就能把现下局面维持下去了。
当然了，眼下最大的关键还是讨好这位手握大军，隐有雄踞大江以南之势的大都督才是；或许将其侍奉的开颜了，便就能给自家换来更好的待遇和条件了。
所以各家自然都竭尽全力拿出最好的手段来，供奉出眼下这么一番局面；像是幕后唱曲和歌的都是来自明皇天子时所创立的梨园子弟和宜春院内供奉的渊源；
负责鼓吹的也是前前任浙东观察使，所带到任上来的太乐署老乐师，据说参与过文宗皇帝最喜欢的《云韶乐》编制。
而为了排演出最合适的歌舞和曲目，他们甚至软硬兼施的把一位已经从良在家多年的平康南曲名家，罗月娘都给请了出来，负责指导各家蓄养的家伎、舞姬人等。
因此，眼见得那位年轻高俊的大都督，在摆手接受众人完行礼和恭贺；就此带着随行人等在正中山水屏扇前留下的位置相继落座之后，许多人的心中才微微释然的松了口气。
然后热闹纷繁的乐曲和唱声，也像是涌到头的钱塘潮水一般的慢慢沉寂下来；而又仿若是漫天细雨悄然随风入夜的沙沙响一般的，响起格外轻灵空冥的环佩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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