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鲁监国使者阮耀和周鹤芝一路北上，按照方以智提供的消息，于鲁监国六年八月来到南直隶海州外海，却发现了此处已经为清军所占。
阮耀和周鹤芝等人心中大急，通过当地百姓的口中得知：
原来明军已经于大明永历五年七月由蓼国公张鹿安所统帅，安然返回了登州。
若论原本几乎处于绝境之中的张鹿安所率领的各路人马，是如何在清军设下的天罗地网中逃出生天，还得从方以智和方文二人离开寿州后开始说起。
当时还是永历四年的夏日
张鹿安所率领的明军与清军无日不战，将士们早已经疲惫不堪，知道情况紧急的张鹿安，甚至命令部下放弃一些并不重要的辎重，全力向东进发。
只是清军就像黏皮糖一般不断地骚扰攻击撤退的大明蓼军，给明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在这一路异常艰难的行军之中，明军上下包括病死、伤重而死和临阵阵亡了大量的将领：
其中张鹿安二叔张可至和随军文书陆晓病死；
大明鄂国公马进忠、整编骑兵第十二营游击孟大河和近卫第四营游击王大义等将伤重不治而亡；
降将王允成、王进才、牛万才、负责殿后任务的蓼军第八协参将裴守政、第三十一步兵营游击马瑞恒、第三十二步兵营游击刘桐相等将领先后阵亡。
正是在这些牺牲的明军将士的掩护之下，至大明永历四年腊月，张鹿安得以率领明军主力撤退至南直隶海州。
但是此时清军已经兵临海州城下，将张鹿安所部人马团团包围，为了尽快消灭清廷口中的“蓼匪”，多尔衮再次派出了自己的绝对心腹何洛会率领巴牙喇兵前往前线督战。
清将何洛会仰仗着多尔衮的宠幸，甚至从爱新觉罗.博洛的手中夺取了前线指挥大权，身经百战的何洛会，以精兵在外设下埋伏，以弱兵不断地消耗着明军，将明军牢牢地限制在海州城一带，准备待清军的火炮集中以后，再对明军占据的海州城发动全面猛攻。
被围困的明军不是没有想过自救，但是在人困马乏的情况之下，始终冲不出去，外围的明军水师力量也冲不进来，只能在外海游弋，看着干着急。
双方战斗至大明永历四年、大清顺治七年腊月中旬，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本还在全面围堵明军的清军竟然开始主动撤围。
张鹿安连忙派人外出打探消息，看看是否有埋伏，经过一番侦察后发现，从被俘获的清军偏将口中得知清廷发布诏令，竟然将清军的前线指挥官何洛会的指挥权剥夺，派出大内侍卫将何洛会押回北京城待审。
失去了统一指挥的清军北路人马，在远在临清的清军统帅博洛到来之前，被迫向后撤退，建立新的牢固防线。
这样的消息真的是令张鹿安心喜，只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大清顺治七年腊月初八，本来就有身体疾病的多尔衮，听说了清军已经将“蓼匪”包围在海州一带，心情大好之下，带人外出打猎，不曾想却在次日突然意外离世。
清廷发布的公告消息声称多尔衮是于腊月初八打猎时坠马受了重伤，于次日医治无效而亡。
很明显这是官面文章，其中的很多内情是经不起推敲的。
先不说多尔衮从小在马背上长大，对马匹熟悉无比，在层层戈什哈的护卫下，坠马的可能性有多低；
就拿多尔衮作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坠马受伤后竟然在次日便不治身亡，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只是离奇的是，多尔衮的政敌济尔哈朗却突然从辽西战场返回，以“照料不周”和“救治不力”的罪名，派遣亲信戈什哈将多尔衮的随从和太医两百余人全部就地斩杀殆尽。
更为令人奇怪的是，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负责多尔衮安全的侍卫统领苏克萨哈却逃得一劫，更是直接被济尔哈朗推荐给顺治皇帝，得封御前大内侍卫。
令人感觉多少有些欲盖弥彰的样子，这么想的人并不在少数。
多尔衮的胞兄阿济格就对“摄政王的死”充满了怀疑，但是他的意见却被济尔哈朗联系各位满洲亲王所压下，不久又借口阿济格阴谋叛变，将他幽禁在王府之中。
只是既然阿济格叛变，就一定会有“同谋者”，那么两白旗的各位将领都有可能从逆。
先来梳理一下满洲两白旗的重要文臣武将，此时的满洲正白旗重要将领准塔已经于顺治四年病亡，次年，满洲正白旗固山额真英俄尔岱也在京城病死。
剩余的满洲两白旗的重要人物中，正白旗梅勒章京朱玛喇身在广东战场，未曾受到波及；
镶白旗梅勒章京秃江因为在登莱战场被张鹿安打败，是戴罪之身，难有作为；
跟随多铎南征的心腹完颜.康喀喇则转旗满洲镶红旗，得到了包括博洛和勒克德浑等两红旗将领的庇护；
镶白旗佐管大臣瓜尔佳.吴拜因为与鳌拜家族关系密切，在多尔衮死后，主动上书要求顺治皇帝福临亲政，向顺治皇帝效忠，没有受到清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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