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洞里的英杰们被拓哉的反对声吓了一跳，大家都望定拓哉，看他为什么不同意占东东的观点。
只见拓哉狡猾地笑笑用英语说：“我爷爷曾经告诉过我一句中国话，叫‘不打不交’，当年的武男少佐要不是和占班长比武，何来六十年朋友之谊！我们今天能坐到一起吗？所以嘛，朋友之间也得打……”说罢拓哉自己先哈哈笑了起来。
占东东们一听才明白，纷纷笑了起来。
小曼笑嗔道：“你这小子也会点幽默啊！”
拓哉更加狡猾地回道：“曼小姐也是我打来的朋友啊！”众人更笑。
得龙在笑声中说：“这小子刚开始挺牛的，像是和中国人有多大仇似的，看来还算是通情达理的人。”
大飞接道：“中国和日本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互相仇视，我们中国人忘不了当年日本鬼子的凶残，恨极了日本人对中国的欺侮。而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仇视其实大多是轻视，反而更加激起中国人的仇视。如果都像拓哉这样客观地认识中国，尊重中国，我们中国人向来是宽宏大量的。”
占东东听到大家的议论点头道：“大家说的是，我们是要记住历史，记住我们吃过亏，挨过打，是要在历史中找出经验教训，找出为什么我们没有用一年而是用了八年才打跑鬼子，但绝不是要延续什么世代仇恨，我们这代再没完没了地打下去……”说到这里，占东东又把目光转向了拓哉。】
大跃进的发展过程非常不幸地如“右派”专家们的预测发展着，而且让人始料不及的严重。
1958年的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建土铁路”，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割，仅河南省就有50%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
而且，由于各地各级领导狂热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不仅粮食征购额几乎与实际产量相等，很多地区反倒出现了全部粮食上缴也没有完成粮食征购的局面，留给农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了。
再加上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全年口粮。
到了1959年春天，各地食堂纷纷缺粮停伙，炼钢铁不得不停了下来，人都吃不饱了，哪还有力气炼钢。再说锅都砸没了没有铁可化了，青山都秃了也没有可烧高炉的燃料了。
这时各级政府不去预防灾荒的发生，反而加大政治攻势，大批“假象”，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组织民兵翻箱倒柜搜粮食，连播种的种子都不留。
头脑狂热的各级政府官员没想到他们在开着生命的玩笑，人，谁能离开粮食呢！更令人发指的是居然下令不许有自留地，不许养猪养鸡，断了农民在日后的灾难中唯一自救的后路。
而人们寄予希望的冬小麦，却万万没有想到由于采用了密植高产新技术，又加上遇到了干旱，在6月夏收时全国的麦田中长的全是草，粮食竟颗粒无收！结果各地农村都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向全国范围蔓延。
占彪们是在秋收后出动的。同样的天气，双河大队和双河农场的夏收和秋收却是大丰收，人人衣食无忧。占彪陆续得知四处的抗日班官兵都陷在饥饿之中，很多人浮肿多病，忙完秋收后便派出人马去救援。
占彪这次救援行动分为两路人马，一路是成义负责开着车走访四川的抗日班官兵直接送去粮食，一路是自己亲自带人乘火车远赴江浙和东北为那里的抗日班官兵送去钱和粮票，实施早就准备好的粮票行动。
成义轻车熟路找到了聂家村，汽车一开进村子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遇到的人都仰着头看人，仔细看去才发现原来人们都浮肿得眼睛剩下一条缝了。
聂排长自有了新四军从军证明后，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可在肃反时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村里管制劳动。成义看到聂排长时，他正拖着瘸腿把村里饿死的乡亲拖出村外，饿死的人只有一张草席裹着尸体绕着两道麻绳。
成义抬手止住聂排长激动的神情，对跟着的同样虚弱的村干部说：“我们来‘外调’的，要和他单独谈谈，你们该干啥就干啥去吧。”
“外调”，词义很简单，就是外出调查。这项从“三反五反”时就大规模进行的调查行为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却有着特殊的地位，也是新中国特有的发明。
“外调”，就是对运动对象、审查对象的历史问题到外地寻找证人调查求证。往往外调者带着倾向性，要求被调查者顺应外调者提供的问题，采用割裂历史、断章取义、捕风捉影、主观推断、牵强附会等手法，索取有利于给审查对象戴帽子定性的材料，使外调成为罗织罪名的戏法。
当时火车上南来北往的旅客有相当部分是外调人员，甚至火车站还设有外调人员专用售票口。外调使大批人有机会游山玩水，而且花去了大量的外调经费，成为各级政府支出的办公费用中的一个大项支出。毫无疑问，外调人都是共产党员，是组织上信任的人。村干部一听是“外调干部”，忙唯唯诺诺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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