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书欣大体上猜中了李泽的心思的。
自从执掌权柄以来，李泽一直就在致力于打垮过去的宗族体系，从根本上来杜绝土地兼并这样一个导至中华政权在历史之上无数次轮回的怪圈。到了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基本达成了第一阶段的目标。
但现在的大唐，除开新兴的功臣阶层之外，另一个新兴的团体，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商业大鳄。
他们拥有着庞大的财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唐现在的经济命脉就握在这些人的手中，每年朝廷的赋税收入，超过四成来自商业。而到了这个程度之后，朝廷的政策自然会愈加地向商业倾斜，制定对商业发展有利的制度以便促进商业的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收到更多的赋税。
这也得到了朝廷之上几乎所有人的拥护。
商税收得多了，从农夫身上收取的赋税自然就可以减少，从而减轻这些人的负担，在大唐这样一个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之中，这样的架构，能让社会稳定，从而让皇朝稳如泰山。
在所有的那些学富五车的官员或者高级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历史之上，朝代的更替，往往都起始于农民起义，虽然最终农民从来没有摘到过最后的果子，但乱世的起始，却总是从农人们活不下去开始的。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个商人造过反。
所以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结构非常好。
但李泽却很清楚，历史上的确没有什么商人起来造过反抑或搞成功过，但当商人们强大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对于朝廷的影响力却是可以动摇整个朝廷的统治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朝廷甚至会成为他们的傀儡。
不过历史的车轮就是如此，李泽不觉得自己能改变，但他却可以往里面掺沙子，培养更多的大商人出来，培养各种不动体系的人出来，然后在他们彼此的争斗之中，稳坐钓鱼台，左右逢源，调停，然后将他们都纳入到朝廷既定的轨道之中。
商业，也绝不能放任他们无序地发展。
他们也必须在一个宏观的计划之下，按着朝廷的步骤，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李泽可不想看到在某个时候，某个商业团体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影响到朝廷政策的制定从而为自己谋取更多的财富。
这是不能被允许的。
现在大唐的这样的财阀还是太少了，他需要更多的大财团出来。大家的行业不同，经营的范围不同，理念不同，利益自然也就很难统一，而朝廷的作用，就会在这个时候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李泽希望所有的这一切，是在一个和平的框架之内，彼此商议，彼此妥协。
他可不想到了某一天朝廷发现不对却又无力以正常的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从而利用手中掌握的暴力机关来武力解决。
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那么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秩序将会荡然无存，一切又都会回到原点了。
朝廷信用的建立需要长年累月，但信用的失去，也许就是某一次他挥起了刀子，某一次你强制性地要求某人去做了某事。
堂中的这些商人们，虽然在大唐还只能算是二流的商人，某一个人的实力，还还足一提，但当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却足以与任何一个大财阀相抗衡。
而这些人，也是内卫经过长时间的筛选而精心挑选出来的。
虞书欣猜得没错，从一开始，这便是一个有计划的局。
而上面的这些想法或者说是目标，只不过是李泽的远期目标而已。具体到现在，朝廷的目的，却是为了稳定湘西，发展湘西，以及彻底绞杀在湘西地区盘踞的大量土匪。
别看石壮打一场赢一场，但那里的局势并不乐观。根据内卫的粗略估计，在湘西地区，占山为王或者流落为匪的，多达数十万人。这些人广泛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拿起刀就是匪，放下刀就成了乡民。
消息的闭塞以及长期以来接受部落头人的统治，他们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对于新近进入的唐军，从主观之上就抱着极大的敌意。保卫乡梓，保卫家园是丁氏以及那些部落头人们打出来的旗号，而这个旗号，无疑是能蛊惑许多人的。
所以对于湘西，光是军事打击，是完全达不到目标的。大规模的军队出击，得不偿失甚至稍有不慎就会遭遇大败，这样的风险，不管是那个人都不愿意接受的。而小规模的剿匪虽然效果显着，但成效太慢。
所以，面对湘西地区，除了军事上的强力压迫之外，经济之上的绞杀，也是另外一条道路。
先是对这些山匪进行最大程度的经济封锁，不让一匹布，一粒盐流入大山，使得山内这些流匪愈来愈贫困，愈来愈活不下去。
而在另一边，却又在其它一些地区，大力发展经济，修建道路，建立厂坊，招收工人，同时诱使或者是强迫这些山民下山，加入到这个体系当中。
李泽相信，只要这些人出了山，放下了刀，拿起了锄头，锤子，学到了一门足以养家糊口的技术，他们是绝不愿意再进山去过那种朝不保夕，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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