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他不是个专业律师。
在准备这场辩论的过程中，他最多也只是看过相关的判例，恶补一些法律条文和知识，照葫芦画瓢般学着怎么去打赢这场官司。
或者说，只是学着怎么去说服在场的每一个人。
“如果于受害者而言，因为被煽动所以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所以叫被‘教唆’；这种‘教唆’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能让一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按照我想要表达的方式去犯下不可饶恕之错，其实我不明白，如果这种‘教唆’的能量如此之大，为什么我做不到让加害者停止他们的加害？
“我前不久刚去世的父亲，他是个教育工作者。他教了一辈子的书，桃李满天下，陪伴学生的时间比我还多。他曾一直说，‘教育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因为在他眼里，人是活的，人是独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只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度过他想度过的一生。如果要让一个人按照他人、按照社会的期望活一辈子，那我们要用这辈子的时间来教育这个人。从在母亲孕育他时开始进行胎教，从出生后开始学习，从进入学校以后接触知识，从走进社会开始社会化，到死亡的终点学会怎么接受死亡。
“而这，要花费一辈子才能完成的事情，我今天居然在这里被告知，我仅仅只用一个故事，就做到了让他，让他们按照我的想法，来度过他们的一生。可能吗？我想问。我想问问各位家长，为什么你们每天耳提面命，但仍不能让孩子听话？我想问问各位老师，为什么你们教书育人，可学生仍听不进去？我想问问每一个人，你们真的觉得，我的书有这么大的煽动力吗？大到能够让你放弃你自己的思考，放弃你的判断，如同我的傀儡一般，不为自己，而只是为了模仿，然后彻底失去自由吗？
“你们说，人是如此的冥顽不灵，但你们又说，人是如此的易受驱使。教育和教唆，不过一字之差，而这里面唯一不变的是‘教’。检方说，我的故事是写给每一个被霸凌、被虐待、被孤立、被暴力对待过的小孩看的。他说，因为我儿时便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有充分的动机去写一个这样的故事，给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小孩看，去教唆他们，希望能借这些小孩的手，去惩罚那些用暴力来霸凌、虐待和孤立他人的人。
“可我想请问各位，如果你们是我，你们真的经历了我这样的人生，你会希望写一个故事给谁看？和我一样的人吗？不，是曾经这么对待过我的人。我愿意承认，我是个胆小鬼，是个懦夫，我没有勇气去对抗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可在故事里不一样，我是我故事的神。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玩弄他们，去折磨他们，去让这些人生不如死。但我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这些人死吗？太便宜他们了。他们没有得到法律的惩罚，他们没有付出该付出代价，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没有真心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过，也没有给受害者们道过歉。死亡，于他们而言，是最轻松的惩罚。
“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检方的眼里，我的目的，是通过借我一样的人之手，让这些人死？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地知道，和我一样曾经被霸凌、被虐待、被孤立、被暴力对待过的人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不是他们去死，而是能让他们停下，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不可理喻，能让他们真正的心生愧疚！我们需要的，不是被强行当作道歉的死亡，而是真正的道歉。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和他们一样，成为同样被值得公正对待的人。而不是弱小的人，和强大的人。
“‘倘若世间不再有公平，天地之间不再有神明，那么人的良知和勇气，是惩罚罪恶最后的刀’。检方用我书里的这句话，试图证明，我想要用暴力来惩治暴力。可大家不妨细品一下这句话，我真的像检方认为的那样，觉得暴力是最好的手段吗？如果公平还在，如果神明存在，我们需要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吗？不需要。我们可以像现在这样，站在这里，用法理和公正的裁决来解决一切。可如果没有呢？如果卢骁说的是真的呢？如果家长爱莫能助，如果学校视若无睹，那暴力，才会被迫成为最后的手段，而不是最好的手段。
“当然了，也可能有人会说，杀人，非人也。有的人就算遭受再多的苦难，也不会选择杀人，也不能选择杀人。我的回答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更何况，善恶未定。在整起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在开庭准备舆论发酵的这段日子里，没有人在乎，为什么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可以登录一个只向成年人开放的软件；也没有人在乎，为什么一个以未成年人为主体进行授课教育的学校里的图书馆会出现我的书，甚至还能让未成年人借阅；更不用说，被害者与周遭人物的恩怨关系，尤其是和被害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最基础的调查事项被检方和警察方故意忽略掉的事实；还有法医的鉴定结果，被遗忘了的目击证人等等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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