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客的出租车司机们把杨浩宇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说着叽里呱啦的武汉方言，杨浩宇一句也听不懂。
他企图用普通话试探一下那些司机们到武汉大学到底需要多少钱。
可那些司机们竟然不约而同地都不正面回答。
但他们都很热情。
他们都用蹩脚的普通话对他说先上车来再说吧，到了目的地后，表上打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你一分钱的。
每个人的的脸上都是诚恳的表情，都是确定的语气，让人不容怀疑。
杨浩宇也在心里合计着，自己根本不知道去武汉大学怎样搭乘公交车，再说，又还驮着一个沉重的帆布大包，四处去寻找公交车站再去乘坐公交车，确实也挺麻烦的。
再又一回想，从老家三姓寨到庐陵县城三百多里路的公交车车费也才不过二十几块钱，而从县城到武汉快两一千多里路了，也只要80块钱。
而这的士车无非就是在武汉市区内跑，从这个郭茨口到武汉大学就算是再贵也贵不到哪里去吧？
于是杨浩宇便横下心来坐上了其中一辆出租车。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坐出租。
当司机扒下计价器时，杨浩宇看见那个绿色荧光屏上面显示的是8元钱。
他心想，自己猜测的没错，估计也就是七八上十块钱的事儿。
可是还没走上一会儿，那数字就开始不断地跳动。
刚开始杨浩宇还新奇地观览着窗外省城武汉那宽敞的马路、熙熙攘攘的人群、绚丽多彩的路边雕塑和那数都数不清望不到顶的高楼大厦。
到后来，他的眼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不断跳动的计价器了......
就那样，当计价器令他胆战心惊地蹦跳着过了80多元时，出租车终于抵达了武汉大学的门口了。
下车时，“善良”的的士师傅还“体贴地”说道，你们学生伢读点书不容易，就给个整数算了。
杨浩宇明知这事儿哪里不对，肯定是被他算计了。
但他又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就不知该如何与他理论。只是一边心疼地掏钱一边嘟囔着：怎么会这么贵呢？
心里还在想：要是搁在老家县城，你这样耍奸，老子不把你车子给砸了才怪哩！
很多年过去了，杨浩宇怎么也回忆不起他第一次到武汉时打的所走过的路线了。
当杨浩宇熟悉了武汉的大街小巷后，他再去仔细算了算，这段路怎么走也不至于花到八十多元。
直到很多年后，有一次，杨浩宇应好友邀请去光谷的一家餐厅吃饭时，他从汉口出发，二环上三环，过二七长江大桥，从武汉植物园绕了一圈儿后再进市区。
这一次，杨浩宇才忽然搞明白：原来那个“善良”的师傅是从汉阳郭茨口过江汉二桥，再从解放大道上长江二桥，然后在岳家嘴直接就左拐进了东湖，过东湖白沙堤，沿环湖路跑到鲁巷，绕了一大圈儿后，返过头来再从街道口进去抵达武汉大学大门口。
这样一来，就整整多出了一倍的路程。
杨浩宇于是恨透了那些“不讲武德”的的士司机。
后来还有一次印象更为深刻。
那是2006年，杨浩宇陪同河南九省通医药公司的李总去北京参加大包会时，从昌平区小汤山的九华山庄打的到丰台区的丰科城时发生的。
车子在北京的立交桥上，一会上高架，一会下高架，足足跑了近两个小时。
计价器最终显示近三百元。
一向节俭的李总在付款时反复地询问的士司机是不是搞错了。
司机翻了他几个白眼，一句话也没有说。
李总狠下心来付了款。
下车后，他对杨浩宇说：“他妈的，北京城内打一趟的士，都可以管咱俩回郑州了”。
杨浩宇笑得前仰后合，老李却莫名其妙。
他不知道杨浩宇也曾遭受过这种痛彻心扉的宰割。
杨浩宇提着箱子下了车，一个高大气派的牌坊就在他的右侧。
仰头望去，那上面赫然刻着“国立武汉大学”。
那气势宏伟的武汉大学门楼让杨浩宇顿时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
正是早上八点钟左右，学校门口人流如潮，比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街还要热闹。
有骑自行车、摩托车的，有开车的，而更多的人都步行着；有背着或挎着书包的，有抱着或夹着书的，有边走边讨论的……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显得那么忙碌，但那一张张青春的朝气蓬勃的脸庞上都写满着自信与骄傲。
杨浩宇突然迫不及待地想融入到他们中间去，他也要成为和他们一样那么自信那么骄傲的人。
在校门口的一个小卖部的公用电话里，他拨通了陈奇的call机。
call台小姐甜美的开场白后，杨浩宇选择了留言。
他说老陈，我到了，正在武大门口宝利金音像店门口等你。
陈奇是杨浩宇上一届的校友。
杨浩宇之所以能够有机会到武汉大学来念书，全得“归功”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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