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班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汉明帝在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下诏称：“司马迁着书成一家，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非谊士也。”
魏明帝曾对王肃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着《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晋代着作《西京杂记》中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一百三十篇，先达为良史之才。
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据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叙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事不避，亦一代之伟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着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
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朱熹：①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
②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
③司马子长动以孔子为证，不知是见得，亦且是如此说。所以伯恭每发明得非细，只恐子长不敢承领耳。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
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着《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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