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名字叫布吕肯，三十出头，穿着花格伊夫圣洛朗衬衣，大黑框眼镜，大鬓角，看起来像约翰列浓。
他笑着说父亲以前是驻华外交官，自己从小在北京长大，在那里读的书。后来又跟父亲去南京呆过两年：“孙先生，你可以叫我阿布。”
外国的阿布实在太多了，后世最有名的是阿布哈莫维奇，另外电影《红海行动》里也有个阿布，死得极惨。
费加罗报历史悠久，根据古典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取名，二十年代创刊后，就成为法国人案头必读报刊。只二战的时候停刊了几年，但四四年的时候复刊，竟在上面刊登了戴高乐将军的报道，在巴黎引起了轰动，让占领法国的德军无可奈何。
报刊一向以针砭时弊闻名，观点犀利，是反对党的大本营。
其座右铭是“如果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后世被公知们用烂了的一句话。
刚才密特朗先生和孙朝阳亲切握手，说了好一段话，布吕肯立即意识到这是重大新闻热点，第一时间就利用自己语言上的优势凑过来套近乎。
看到有国外记者来采访，又知道是如此大报，领队老符也紧张起来，亦步亦趋跟着，生怕孙朝阳脑子一热，说出不得体的话来，搞出风波。
看到他担心得脸都绷紧了，孙朝阳心中翻了个白眼，暗想：老符你也是的，我孙朝阳又不是疯子，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放炮。出了事，最后倒霉的还是我自己，智者不为。我是喜欢跟大伙儿开玩笑，那不是活跃气氛吗？
接下来的采访按部就班一问一答。
阿布问孙朝阳这次中国作家访问团来法主要任务是什么，孙朝阳回答是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只有交流才能了解彼此，只有了解才能互相理解，才能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是东方文明中心，法国是欧洲文化中心，两国友谊源源流长。两种文化碰撞交流，必定是一大盛事。
阿布又问孙朝阳对法国文学有了解吗，尤其是当代法国文学。孙朝阳回答很了解，他就是读萨特和加谬的书长大的，虽然两位大师已经去世多年，但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仍然在人类文明的天空上闪烁。如今还在世的法语作家中，他最喜欢的是写出过《第二性》的波伏娃和《情人》的杜拉斯。
波伏娃很传奇，她是现代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年轻的时候和存在主义哲学家大文学家萨特交往过很长一段时间。萨特还向她求过婚，可惜被拒绝了。女权运动嘛，追求的是自由和不婚不育。
萨特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化巨人，曾经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老先生拒绝领奖，说这个奖和他的思想理念不合。其实，萨特内心中挺鄙视诺奖的。
和波伏娃交往时的萨特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没有成名，穷得要死。波伏娃的父亲就不愿意了，找到萨特，勒令他们分手。
萨特可就不客气了，挥舞着拳头，摆出拳击的架势向准岳父挑战，说：“咱们就用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方式解决吧。”准老丈人抱头狼狈逃跑。
至于杜拉斯，她在后来中国文学青年的心目中地位崇高，一本《情人》更是被小资们奉为圣经。
小说其实是杜拉斯的自传，当年她父母和兄弟是法国在越南的殖民者，经营着一家农场。后来因为屡屡遭遇台风，加上经营不善破产了。
杜拉斯在独自一人去西贡的船上遇到一位华裔青年人，年少不更事的她，一是迷恋华裔青年的高大帅气，二又享受其富豪生活，成为他的情人。
听说女儿成为华裔的情人，杜拉斯的父母和弟兄因为白人的傲慢感到很丢脸，但又贪图人家的钱财，这种心态很矛盾。
书中有一段写的是华裔青年请杜拉斯全家在高档餐厅吃饭，一家人只埋头猛干饭，什么高级吃什么，却跟人家一句话也不说。破产老白人的寒酸窘迫，落魄帝国主义可怜又可笑的高傲跃然纸上。
小说里还有一段深深地震撼到当年的孙朝阳，说的是法国从越南撤退的时候，破产白人返回法国，都感到前途无望，在回程的路上，好多人跳了海。
……
阿布在采访孙朝阳的时候，又有其他法国记者围过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其实对国外最新的文学流派不是太了解。比如法国文学，大家还停留在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司汤达时代。东方世界对波伏娃、杜拉斯很陌生，但恰恰这两人是法国的骄傲。大家都没想到孙朝阳对当代法语文学这么熟悉，满脸写着高兴。
等到孙朝阳现场朗诵：“我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侯的你还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特来告诉你，你比年轻时更美，与你那时候的面容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文青，绝对的文青。
记者们发出激烈的掌声，闪光灯亮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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