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太初宫。
大秦使团专使、内阁次辅兼礼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升平下了马车，稍稍整理一下官服后，并未立即随着那名引路的禁卫军官步入宫门，反而回头望着广场上那座巨大的太祖帝王铜像，聚神凝视着，久久不语。
整座雕像高16.20米，重65吨，大齐太祖皇帝侧身而立，眼神深邃地望着远方，右手高高的扬起，似乎在继续引领着齐国民众，向着远方坚实而远大的目标勇往直前。
“这是一位伟大而睿智的帝王。”
杨升平心中对这位大齐的开国皇帝由衷地充满敬意，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创立了这个强大而富庶的帝国，并将帝国的威名远播四海，成为这片广阔海洋的主人。
尽管，我大秦雄踞神州，自诩东方大国，驭民亿万，兵员亦百万之众。
但以杨升平为主的大秦开明派官员却深知，以综合国力而论，大秦是远远不如齐国的，不说财力上的差距，就是单凭军力，百万大秦官兵也未必是齐国军队的对手。
那些受训于齐国海陆军学校的秦军将领归国后，无不为齐国军队强大的火力、充分的后勤保障、先进的武器系统、专业的战斗指挥技能所震慑。虽然，齐国陆军规模不过四万余，而且还分驻本土和众多海外领地，看上去军力单薄，不成规模。
然而，熟谙齐国军队指挥动员系统的秦军将领却并不敢以齐军人少而生出丝毫轻视之心。因为，齐国实施的是一种普遍兵役制度，全体适龄国民都有义务服役参军。而且齐国还拥有这个世界上可能是最庞大、也是最为有效的战时动员机制。
据说，齐国一旦进入战时状态，他们的军队规模可以在一个月内迅速由四万人扩充至八万人，三个月后，这个数字将会变成十五到二十万，而半年后则会达到五十万。
另外，齐国还拥有众多的藩属国和海外领地，在爆发大规模战事时，想必他们也将会义无反顾地承担出兵的义务，跟随齐军征战于沙场。
当然，我大秦如此算计齐国的军力，并不是要以他们为假想敌，采取激进的反齐政策。作为同宗同源的两个汉人国家，大秦朝堂内外其实并不愿意与齐国交恶，更不想与齐国发生战争，哪怕他们持续多年扶持那个北明伪朝，哪怕他们在我大秦传统势力范围内挖墙脚搞小动作，哪怕他们经常指责我大秦实施保守而严苛的贸易政策。
我大秦目前的战略重心在北方、在西北，在那些虎视眈眈窥探中原的鞑虏和蛮夷身上。纵观历朝历代，北方胡虏边患，始终是中原王朝的生死大敌，稍有不慎，就会被其趁虚而入，夺取神州，役使我亿万华夏之民。
而齐国，所图者，无非财货贸易之利罢了。
况且与齐国贸易往来，也相应地促进了大秦的市场繁荣。茶叶、瓷器、丝绸、药材、生丝、棉花、桐油、猪鬃、矿产品等，通过齐国商人大量出口，换回了无数的金银，也为朝廷贡献了数百万两白银的市舶税。
此次前来齐国，除了要求齐国约束北明停止侵犯大秦领土外，还要取得他们相应的财政支持。为此，大秦除了继续维持此前对齐国开放的广州、福州、上海、蓬莱、钦州等几个对外贸易口岸外，还增加了扬州、安庆、武汉三个长江沿岸城市，以及宁波、即墨（今青岛即墨区）两座沿海城市，对齐国商人开放，允许在上述地区从事进出口贸易，以满足齐国贸易扩大的需求。
随着与齐秦两国经贸往来频繁，双方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朝野内外也受到齐国的深重影响。一些海贸商人、开明学者，以及不少留学齐国的官员纷纷向朝廷建言，要革新变法，师随齐国，重科技、兴实学、办工厂，在大秦境内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从而摆脱目前愚昧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但此举，遭到朝堂上下众多守旧派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坚决主张维护传统文化和既有的教育体系，反对借鉴齐国文化和制度。华夏文明传承千年，自有调节机制，只要施仁政，行礼义，足可维系朝廷内外一统，上下一体。
至于什么所谓的科技、器物，乃至齐国的铁路、蒸汽机车，不过是“古今之奇观，绝世之巧术”而已。
而且，一些“仁人志士”还透过现象看本质，对齐国的建立、发展、运行的逻辑，进行了研究，并总结道，“齐人之商贾与闻政，官商相保卫，资商力以养兵。”
而我华夏数千年传统，则是“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人，财赋归诸一人，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
对兴办工厂、倡导实业，扩大对外贸易，守旧派认为亦不可取，称“盖重农抑商所以教勤朴，而广生财之源，重士抑商多以劝德行，立制治之本，其实抑商贾之利权，即以伸朝廷爵位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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