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厚重的历史，从炎黄部落联盟的原始社会到夏商周三代的方国分封时代，再到秦汉隋唐宋元明近两千余年的大一统王朝时代，泱泱大国，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文明传承有序。
在这有序的传承之中，也隐藏着一条变革的脉络，大概每千年左右的时间，便会有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堪称革命般的社会运动，可将其称之为千年革命，夏禹的家天下、汤武革命、秦汉革命、唐宋革命、乃至明清更迭时的思想大潮和大秦渐变革新，便是隐藏这一条脉络线之上。
当人类走出大森林，面对自然界的诸多威胁时，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形成有着共同信仰的部落，随后各个部落之间或是结盟，或是兼并，最终形成实力超群的大部落组成的联盟。及至大禹时期，松散的部落联盟开始向着组织紧密的国家体制转变，到了夏启，子承父位，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世袭制王朝。
夏朝的建立不仅仅是一个世袭王朝的建立，同时也标志着组织严密的国家体制诞生，更是公有制为主的原始社会向私有制的王朝时代转变，伴随而来的是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大变革。
这就是千年革命的第一变，公天下蜕变为家天下，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
四百七十多年后，相继发生了商汤与周武以武力推翻前朝的朝代更迭大事件，商代夏、周代商，打破了国王永定的传统，也打破了王朝世袭的惯例，开启了中国王朝更迭的序幕，商汤借助天命解释商的正义性，所以汤武革命也重新定义了所谓的天命观。
《易经》有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当政者无能之时，人民有着揭竿而起的权力和义务，重新组建国家的使命。
此为千年革命第二变，王朝末世，可顺遂更替。
西方有着千年的罗马帝国，日本有着万世一系的菊花王朝，而中国的王朝却逃不脱三百年的王朝周期律，这背后根源或许便出在这场汤武革命。
春秋时期，周天子分封天下，始有大小数百诸侯国，据《荀子·儒效》记载“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当然，此七十一国仅为周武王分封的诸侯，此后历代周天子均有加封，可以说春秋时期华夏大地上存在的国家数量绝不亚于这个时期欧陆国家总数。
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废诸侯而置郡县，一统天下，权归中央，从政治上实现华夏核心版图的大一统，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从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大一统。
其后，虽有反复，六国复辟，楚汉之争，但最终大汉复统宇内，天下归一。至汉武时期，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杂糅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形成新的儒家学派，确立思想上的大一统，也奠定了经学在中国思想界的长期统治地位。
这就是千年革命中的第三场大变革，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得到大一统，自此汉民族确定了核心文化疆域，华夏大地成为一个整体。
百家争鸣将中国带入轴心时代，可谓是华夏的第一场大规模思想解放运动，它所形成的思想晕染了华夏思想界的底色，是此后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根基所在。这股思潮在始皇帝统一六国时达到高潮，开始全方面的社会改革，最终完成于汉武帝时期，甚至说余波可能漫延到王莽的新朝，改革变成激烈的社会实践。
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大战，崛起了一批军功贵族集团，随后这批军功贵族逐渐演化成为豪门，昭宣之后，汉帝国中央逐渐失去了对地方豪族的压制，伴随着东汉王朝的建立，世家大族蔚然成风，并且成为左右政治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式步入豪族社会。
这种豪门贵族式的政治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而稳固，并且在两晋时期达到高潮，等到隋唐时期，关陇门阀掌握皇权、关东的五宗七姓则掌握地方权力，共同瓜分了隋唐两大帝国的绝大部分权力。
为了对抗日益膨胀的地方势力，隋唐时期正式引入科举制，试图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撬动权力的封锁。待大唐末期，黄巢起义清洗了关陇门阀的最后残余势力、地方上的藩镇割据之乱如割韭菜般将世家豪门凋零，双方的联合绞杀下世家豪门的根基动摇，再也无力维持政治上的权威，也就孕育了唐宋革命的社会环境。
唐宋之交，印刷术造纸术的改良，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传播，大批出身寒门的读书人开始活跃在政坛之上，带来思想上的碰撞，儒家开始从经学转向理学。与此同时，科举制的完善，世家豪门彻底没落，文官官僚体系步入成熟阶段。
伴随着这种政治上的成熟，民间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城市职能发生转变，市民阶层崛起带来丰富的市井文化，中华文化从只有世族才能玩得起的阳春白雪下沉到平民阶层也能参与的下里巴人，文明的广度和深度得到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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