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伯彦对赵构的忠诚与保护，无疑为其在南宋初期的政治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赵构登基后，对汪伯彦的恩宠有加，不仅因其在危难时刻的护驾之功，也因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契合——同样倾向于与金议和以求稳定。汪伯彦因此得以在南宋初期迅速跻身中枢，成为宰辅重臣，其政治主张对南宋初年的内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阻挠抗金：与宗泽、李纲的对立与南逃策划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南宋在风雨飘摇中艰难诞生。汪伯彦在这关键时刻出任显谟阁直学士，继续活跃于政治核心，其立场与决策对新生政权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面对金人铁骑的威胁，以宗泽、李纲为代表的抗金派力主坚决抵抗，主张收复失地，恢复国家完整。然而，汪伯彦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汪伯彦认为，南宋刚刚立国，国力尚未恢复，军队战斗力有限，若与金军正面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强调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全政权、稳定局势才是首要任务。汪伯彦主张采取更为务实、保守的策略，通过外交手段、局部防御与时间换空间的方式，逐渐积蓄力量，等待有利时机再图反攻。这一主张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一种避免战乱、减少损失的权宜之计，部分朝臣与民众也对此有所理解与支持。
然而，汪伯彦并不满足于口头上的主和论调，他还积极付诸行动，暗中推动宋高宗赵构南逃，以避开金军的直接威胁。他深知赵构心中对金军的恐惧，巧妙利用这一点，劝说赵构放弃中原，退守江南，以求一时之安宁。在他的影响下，南宋朝廷最终选择了南迁，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路南下，最终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这一决定看似避开了金军的锋芒，实则将南宋置于被动防守、依赖长江天险的境地，为日后长期偏安江南埋下了伏笔。
五、独揽大权：与黄潜善共掌中枢与南迁扬州
随着宋高宗赵构的登基，汪伯彦的政治地位迅速攀升，他先后担任了同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右仆射等要职，与黄潜善一同执掌中枢，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然而，他们主导的政治方向却是主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宋的国策走向。
汪伯彦与黄潜善力主南迁扬州，以躲避金兵的威胁。在他们看来，扬州地处江南，经济繁荣，且拥有长江天险作为屏障，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然而，这种决策却忽略了在北方构建稳固防线与组织有效抵抗的重要性。随着金兵的不断南侵，南宋的战略态势愈发被动，国家战备松弛，使得收复失地的机会逐渐丧失。
汪伯彦等人的决策，使得南宋朝廷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民众对朝廷的软弱无能感到失望和愤怒，对主和派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种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南宋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得国家在面对金兵入侵时更加无力抵抗。
此外，汪伯彦与黄潜善的专权自恃也引发了朝野上下的不满。他们排除异己，打压主战派的声音，使得朝政混乱不堪。许多有识之士因为与他们政见不合而遭到排挤和打压，这进一步加剧了南宋朝廷的危机。
六、晚年失势：扬州失守与贬谪外任
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攻破扬州，汪伯彦作为主政者之一，难辞其咎，被朝廷追究责任，罢免职务，贬谪至池州、宣州等地任职。尽管如此，他在贬谪期间仍试图通过进献《中兴日历》等举措挽回声望，最终得以升任检校少傅。然而，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汪伯彦在权力中心的彻底失势，其政治生涯步入晚期。
七、身 后 评价：谥“忠定”与历史争议
汪伯彦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死后，朝廷追赠其为少师，并赐予谥号“忠定”，这一封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一生的贡献。然而，历史学家对汪伯彦的评价则充满争议，一方面认可其早年政绩与保护康王的功绩，另一方面严厉批评其主和妥协、阻挠抗金以及南逃决策，认为这些举动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使其成为南宋初年最具争议的奸臣之一。
综上所述，汪伯彦的一生经历了从名士到权臣再到奸相的转变，其政治立场与决策深刻影响了南宋初期的国运走向。作为主和派的重要人物，他的主张与行动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最终因其妥协过度、消极避战及个人权力欲望，导致南宋陷入长期被动防御的局面，成为后世批判的对象。汪伯彦的历史形象，既是南宋初年复杂政治生态的缩影，也是探讨南宋对外政策、君臣关系以及道德伦理等问题的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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