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廉忠义
杨涟，这位生于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的湖广应山人，自幼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勤奋好学的精神。五岁时，他已能过目成诵，让塾师惊叹不已，预示着他日后不凡的学术成就和政治生涯。
青年时期的杨涟，正值东林党兴起之际，他深受东林党人顾宪成等人的影响，钦佩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和敢于批评朝政的无畏精神。杨涟积极参与东林讲会，与东林诸君子共同探讨性理之学，交流治国理念，逐渐成为东林党内的后起之秀，与志同道合者一道，形成了明末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杨涟的个人生活同样充满了波折。万历十四年（1586年），他迎娶张氏为妻，但好景不长，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杨涟因父亲去世需守孝三年，错失了乡试的机会。同年，原配夫人张氏不幸离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杨涟再娶詹氏，两人相濡以沫，共度余生。
在科举之路上，杨涟亦经历了起伏。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初次科举考试未中，加之生活贫困，健康状况一度堪忧。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消沉，而是更加努力地准备下一次机会。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杨涟终于获得了“遗才”参考资格，一举中举，成为湖广道第四十六名举人，为自己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杨涟的人生迎来了转折点，他考中进士，开始步入官场。初任常熟知县期间，杨涟以清廉勤政着称，他经常微服私访，深入民间，了解民众疾苦，采取措施解决民生问题，深得民心。因其政绩卓着，被评为“举廉吏第一”，随后晋升为户科给事中，后又转任兵科右给事中，展现了他卓越的治理能力和政治才能。
二、奠安社稷
杨涟，这位明朝晚期的忠臣，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正直，成为了挽救国家危局的关键人物。在明神宗朱翊钧晚年，由于长期不理朝政，郑贵妃与朝中官吏勾结，威胁到了太子朱常洛的地位。杨涟洞察了郑贵妃的野心，深知太子的重要性，认为太子是国本，其地位稳固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因此，他积极行动，力图确保太子的安全与权利。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病重，杨涟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必须确保太子能够接近父皇，以防郑贵妃借机操纵朝政。他暗中指示太子的伴读王安，让太子请求入宫侍奉父皇，同时，联合科道官员施压内阁大学士方从哲，迫使他带领百官问安，以此展示朝臣的团结和力量。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防止了郑贵妃的进一步动作。
朱翊钧驾崩后，朱常洛即位，即明光宗。但光宗即位仅四日便患病，此时宫中谣言四起，指责郑贵妃进献美女和指使太医崔文升使用不当药物，导致光宗病情加重。杨涟闻讯，迅速行动，联合朝臣要求郑贵妃移宫，远离光宗，同时弹劾崔文升。他上疏言辞犀利，直指郑贵妃的野心，虽面临被处以廷杖的风险，但他毫不畏惧，誓死维护国家利益。
在光宗的支持下，杨涟成功驱逐了崔文升，阻止了郑贵妃封后，甚至被任命为顾命大臣。然而，光宗驾崩后，李选侍企图挟持皇长子朱由校，以控制朝政。杨涟再次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率领众臣闯入乾清宫，成功将朱由校护送出宫，挫败了李选侍的计划。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朱由校顺利登基，即明熹宗。
三、专劾魏阉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东林党期待的革新并未到来，反而迎来了更为黑暗的政治局面。宦官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联手，控制朝政，形成所谓的“阉党”，肆无忌惮地打击异己，尤其是东林党人。面对国家的危机和个人的安危，杨涟选择了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挺身而出，揭露魏忠贤的罪行。
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决定以一纸奏疏，彻底揭露魏忠贤的真面目。他精心准备了一份详列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的奏疏，包括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宫中贤妃、滥用东厂权力等严重罪行。这份奏疏直指魏忠贤专权的危害，指出宫内外只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皇帝，严重损害了皇权和国家的尊严。
杨涟原本计划在早朝时当面呈递奏疏，以增加冲击力，但当日恰逢免朝，他担心拖延可能导致信息泄露，遂决定立即通过会极门递呈。奏疏内容震撼朝野，但魏忠贤的反应极为迅速，他利用熹宗的无知和依赖，迅速在熹宗面前哭诉，扭曲事实，混淆是非，使得熹宗无法辨别真相，反而对魏忠贤加以安慰，对杨涟发出严厉谴责。
魏忠贤对杨涟的反击是致命的。他先是利用熹宗的信任，矫旨指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最终将杨涟革职为民。这标志着杨涟与魏忠贤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也预示着杨涟即将面临的巨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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