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叔直接切入主题，他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传来，带着一种经过岁月沉淀的沉稳，也带着长辈对晚辈的关切。“朝阳啊，从票据上看，他的行程轨迹很清楚。是从首都坐火车到的省城，这很正常，大报记者都这个路线。但接下来，就有意思了。他没在省城停留，也没直接来我们东原市里，而是在省城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直接到曹河县的票。”
“曹河县？”
“对，曹河县。”张叔的语气十分肯定，带着一种基于事实的笃定。“而且，他在曹河县待的时间非常短，根据车票时间推算，满打满算也就两三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能干什么？估计是去见什么人，或者办什么事，但看样子，像是没谈拢，或者没拿到想要的东西，碰了钉子。”
我脑子里迅速勾勒着这张路线图：首都—省城—曹河县—东洪县。这个弯绕得并不蹊跷。必然是想着见红旗书记的，这也是大多数记者的套路。
张叔接着分析道：“然后，他就从曹河县坐车，到了你们东洪县。这段路不算远，但他在东洪县待的时间就长了，差不多有半天，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临近下班的时候。”
半天时间。这就不一样了。半天，足够进行一番深入的“交谈”，甚至可能不止见一个人。我的心慢慢沉了下去，东洪县果然是重点中的重点。
“在东洪县待了半天之后，”张叔的声音平稳地叙述着，像在解读一份机密档案，“他应该是在傍晚时分，坐车去了市里的光明区。关键就在这里，他在光明区招待所，一口气住了三天。”
三天！这个时间长度，让整个事件的性质似乎都发生了变化。如果只是在曹河、东洪短暂停留，还可以勉强解释为正常的采访调研流程，但在市区光明区住下三天，就显得颇有深意了。光明区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这三天，他见了谁，听到了什么，才是真正决定那篇报道走向的关键。
“三天后，他从光明区招待所直接返回了省城，没有再去其他地方。”张叔总结道，然后给出了他的判断，“所以，从这个行程来看，脉络大致清晰了。他在曹河县可能是初步接触，但没达到目的，或者说，曹河那边能提供的东西有限。转而到了你们东洪县，东洪县这半天时间，就是用来碰头、深谈的。而真正的重头戏，是在光明区那三天啊。这三天里，他接触到的信息，最终塑造了那篇报道的基本基调吧。”
我忍不住叹道：“张叔，您这番抽丝剥茧，简直比咱们刑侦支队的孙茂安还要专业、还要细致。就凭几张看似不起眼的车票票据，就能把一个人的行动意图分析得这么透彻。”
张叔在电话那头轻轻“哎”了一声“朝阳，你这可是在给我戴高帽子了。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看看表象底下藏着什么。这件事情，我之所以愿意多花点心思，是因为这个记者的报道，不仅仅是对田嘉明同志个人啊，更主要的是，其言论些对东原市委、市政府整体工作的倾向，影响很坏，是干扰了大局的。你们县里，难道就对这消息的来源，没有一点怀疑和排查吗？”
我叹了口气，知道在张叔面前没必要遮掩，便实话实说：“张叔，不是没有怀疑。说实话，从上到下，大家心里都有几个猜测的对象。但是这种敏感的事情，关乎同志的政治生命啊，没有百分之百的铁证，谁敢轻易去给领导汇报？现在毕竟不是过去那个年代了，一切要讲法治，讲证据。我不能凭感觉、凭关系亲疏就随便怀疑哪位同志。如果互相猜忌起来，整个班子的团结、县里的政治生态就全乱了。这也是于伟正书记常强调的，‘说话要讲证据，办事要依规矩’。”
“嗯，你说得对，非常对。”张叔的语气变得严肃而深沉，“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住气，稳得住神，你跟我交个底，你心里……最怀疑的是谁？”
我几乎是对着话筒耳语：“张叔，田嘉明自己是当事人，他的感受最直接，也最强烈。他……他高度怀疑是县委书记丁洪涛同志。”
“哦？”张叔的声音里听不出太多惊讶，更像是一种确认，“理由呢？总不能空口无凭吧。”
“田嘉明之前跟我详细汇报过，也跟市局反映过。主要是这件事让他心里结了疙瘩：一是防汛抢险最紧张的时候，县里有专项经费，丁洪涛书记曾经私下向田嘉明暗示，希望他能从里面‘灵活’处理一部分，意思大概是想拿点回扣，。但田嘉明认为防汛是天大的事，就硬顶着没同意。二是上次大堤上，丁洪涛要挖大堤，田嘉明硬顶着没同意啊。”
张叔说道：“这么来看啊，是有可能，我在东原一直在忙业务上的事，这个事都是老李给于伟正书记单独汇报的，对这些细节，没有掌握。”
“所以，田嘉明结合上次记者的事，就怀疑是丁洪涛，方便下一步调整公安局的班子，换上更‘顺手’的人。”
张叔静静地听着，电话里只有他平稳的呼吸声。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几秒，才问道：“这些情况，听起来是有些关联。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怀疑，连同这个记者的行程疑点，直接向于伟正书记做个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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