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心里彻底明白了。这件事，倒不像是省里面某些力量要刻意针对东原市，或者针对田嘉明个人。更可能的是，那份《法制观察报》，引起了上面真正的重视，省里力求一个水落石出、不容含糊的真相，所以才派了这么一位六亲不认、只认规矩的“黑脸包公”下来。
在这种绝对的程序正义和纪律刚性面前，所有基于人情、功绩、地方稳定乃至政治平衡的考虑，都显得有些“小儿科”了。
我说：“李叔，我还是想再给二哥晓勇打个电话，让他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就算严厅长那里针插不进，也可以通过公安厅的其他领导哪怕只是让调查组在写报告时，笔锋能稍微缓和一点点，或许就能为后续的处理留下一点空间。”
李叔在那边沉吟了片刻。“嗯，”他终于开口，“你试一试吧，于书记对这件事非常、非常在乎就怕往深里调查啊。”
我心中一凛，握紧了话筒：“李叔，您的意思是？”
“往深里调查，”李叔一字一顿地说，“就必然会牵扯到于书记当初那个泄洪的决定。当时，基于历史水文数据和当时的紧急汛情，于书记决定在东洪县的低洼地带进行泄洪，保全下游重点城镇。从现在的结果看，那个决定可能显得有些……武断。作为市委书记，他要在瞬间做出取舍，手心手背都是肉，那种压力，咱们难以想象。可是，如果把所有事情都搅和在一起，问题就复杂了。田嘉明为什么能力挽狂澜？恰恰是因为有了于书记那个颇具争议的泄洪决定在前。这件事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无限放大，与田嘉明的问题捆绑在一起形成倒逼，于伟正书记本人必然也会陷入极大的被动……”
李叔这番话打开了我心中那个最隐秘的锁扣。为什么于伟正书记从一开始就态度鲜明地要“保”下田嘉明？除了田嘉明本身确实在抗洪中表现英勇，立下大功，更深层次、更核心的原因，就在于这里。田嘉明的“功”和于书记的“决策”，在某种意义上，是命运共同体，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肯定田嘉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于书记当时那个艰难决策的追认和背书；而一旦否定田嘉明，或者深究田嘉明的问题，就很难避免有人会顺藤摸瓜，将质疑的矛头指向当初那个泄洪决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上。这其中的利害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感到后背泛起一丝寒意，沉声应道：“李叔，您放心。这里面的轻重缓急，我掂量得清。”
挂断李叔的电话，听筒里传来忙音，办公室里一下子陷入了过分的安静，只有窗外麻雀不知疲倦的啾鸣。
没想到，一份看似不起眼的报纸，竟让整个东原市都感到了震动。
片刻之后，我重新拿起电话，拨通了省城那个熟悉的号码。听筒里传来漫长的等待音，一声，两声……。
电话被接起，那边传来二哥晓勇沉稳的声音：“朝阳啊，我正想着，你该来电话了。是不是为政法委严厅长带队下来的事？”
我说：“二哥，就是为这个事。田嘉明同志是我们东洪县公安局的党委书记。这个同志，我是了解的。除了这次防汛抗洪时临危不惧……局里面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变化很大，现在东洪县的社会治安形势有了根本性好转……”
我在电话里，把田嘉明到东洪县后的工作成绩，如何整顿队伍、如何打击犯罪说了七八分钟。晓勇在那边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偶尔传来一声轻微的表示在听的“嗯”。
等我说完，晓勇才开口，语气平和道：“朝阳，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大致有所了解。不瞒你说，你打电话之前，我已经托人给严厅长递过话了，托的是我们厅政治部的主任，他和严厅是多年的老相识，以前在司法系统就经常一起办案，私交不错。”
“主任怎么说？严厅长那边，总该给老熟人一点面子吧？”
晓勇在电话那头轻轻叹了口气：“主任意思很明确，让我别抱太大希望。严恪己这个人是极其讲党性、原则性极强的干部。他这次下来，是带着尚方宝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要抛开一切干扰，把‘给子弹’和‘市里隐瞒’这两件事的事实本身，调查清楚之后，结合调查情况，写一份处理建议报告。但是，你要清楚，最终怎么处理田嘉明，还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来。他是你们东洪县的干部，就算有问题，主要也应该是由你们东原市内部来处理。到时候怎么处理还有酌情考虑的空间的。”
说完田嘉明的事情之后，晓勇继续道：“不过，朝阳，我说句实在话，你别介意。从纯粹的公安业务和纪律角度审视，你当过公安局长，你应该清楚。一个县的干部把子弹，拿给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去威胁当时的县委书记无论放在哪个年代都是极其恶劣的，是严重违反纪律、触犯底线的事情。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啊。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看待这件事的着眼点，和我们下面是不一样的。他们不一定认同，甚至可能反感你们那种‘捂盖子’、‘内部消化’的做法。这种事，怎么说呢，它根本上不了台面。现在捅到全国，白纸黑字，那谁都下不来台，没法向各方面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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