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问：“红旗市长，您是怎么跟他们谈的？特别是子弹的事？”
郑红旗语气沉重：“朝阳，我的压力非常大啊。进去之前，我还琢磨想能不能说得模糊一点。但他们一上来就明确点出来葛强，葛强把前因后果、详细经过，甚至田嘉明当时说话的语气表情，都交代了。我这边再想回避根本过不了关。所以，我只能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说了。”
我心里一紧，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红旗市长，看来他们真是冲着刨根问底来的，证据工作做得很扎实。那他们有没有追问当初隐瞒不报的决定，是谁做出的？”
郑红旗的声音带着后怕：“那是追问的重点！他们反复追问，当初是谁决定把这件事压下来内部处理、不向上级报告的，是谁做的具体指示，有哪些领导知情。这分明是要逼着我……得罪人啊！于伟正书记当初亲自给我做的指示，要求控制知情范围，冷处理；庆合市长也找我谈过话。你说，这些话我能照实说吗？那不成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扯进来了？”
我急忙问，手心有些出汗：“那您最后是怎么应对过去的？”
红旗书记几乎像是耳语：“我还能怎么说？我肯定不能把于书记和市长直接点出来啊。那我成什么了？我就是说，我作为当时市领导，主要是考虑到田嘉明同志一贯表现优秀，特别是在接下来的抗洪抢险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功大于过，加上‘给子弹’事件本身没有造成最严重的实际后果。结果，那个严厅长听到这里，当时就拍了桌子！”
“拍桌子？”我心头猛地一跳，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调查组负责人对一位副市长拍桌子，这态度已经再明确不过了。
“是啊，”郑红旗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满，“他说，‘给子弹’行为本身的性质就极其严重恶劣，是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更何况还间接导致了后续的死亡！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功过’问题可以相抵的了！他们还明确表示，下一步要调查尚武局长，以及市局相关办案人员，是否存在知情不报、压案不查、甚至出具不实鉴定报告等问题！”
我愣住了：“还要调查李叔？调查市局？”
红旗书记说道：“朝阳，具体细节我也不完全清楚，他们不会跟我交底。但据我侧面了解，可能是指当初对现场找到的子弹壳的鉴定报告，市局刑侦支队出具的报告，在子弹来源的认定上，有意模糊了关键细节，回避了那几颗子弹与田嘉明配枪的直接关联性，或者对致命子弹的来源认定含糊其辞。朝阳啊，这些事情，如果严格按刑诉法和公安办案纪律来抠，是说不过去的。市公安局，包括尚武局长，包括具体牵头的孙茂安副局长，包括我恐怕都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现在就看调查组最终怎么认定这个责任的性质和大小，是工作失误，还是刻意隐瞒了。”
挂断郑红旗的电话，手心里全是冷汗。专业的调查组果然不一样，眼光毒辣，切入点多，不仅查当事人，还要查处理环节，这是要把整个链条上的责任都捋清楚，看看这“盖子”是怎么捂上的，谁参与了捂盖子。这样查下去，牵扯面就太大了，可能远远超出田嘉明个人的问题。
这个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县委书记丁洪涛迈着四方步走了进来。他脸上挂着那副标志性微笑，双手习惯性地扶着腰间的皮带。
他站在门口，目光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语气平和地问道：“朝阳县长，忙什么那？我啊有点事想和你沟通一下。”
我立刻从办公桌后绕出来，迎了上去：“洪涛书记，您来了，快请进，请坐。”我把他让到靠墙的长沙发主位上坐下，自己则拉过一把木制扶手椅，坐在他对面，保持着适当的恭敬距离。
丁洪涛坐下后，习惯性地拍了拍大腿，身体微微后靠，才缓缓开口，语气像是拉家常：“是这样啊，朝阳同志。刚才，县委办的吕连群主任，到我办公室去了一趟。”
他拿起韩俊刚送进来的热茶，吹了吹气，却不喝，又放回了茶几上，继续说道：“他呢，提出要请长期病假，说是身体一直不好，心脏有点问题，医生建议需要静养，不能劳累，更不能情绪激动。”
我心中了然。吕连群因为之前侯成功副市长调研时挨了批评，一直称病住院，情绪低落。
现在看来，他是想用请长期病假这种方式来表达不满，或者更是一种试探，看看领导班子，特别是丁洪涛，对他这个县委办主任到底是什么态度。
我谨慎地问道，语气带着关切：“长期病假？他有没有说具体要请多久？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需不需要县里帮忙联系省城的专家看看？”
丁洪涛摇了摇头，脸上露出讥诮，那笑容一闪即逝，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多久他没明说，病情嘛，也就是老毛病，说是需要静养。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吕连群同志这是带着个人情绪来的。虽然，上次侯成功副市长来调研，是对我们县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当然，也批评了你我嘛，我们都有责任。但我始终认为，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啊，特别是县委的大管家，面对上级的批评，我们要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把批评当作动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怎么能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来？更不能以此作为撂挑子、摆架子的理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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