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御史一边悠然自得地坐在太师椅上，摇看闭目思索朴仁账薄里面记录的买卖，它们之间是否有什么因果联系，一边耐心地等待着沈大亮去搜集证据。
他深知这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他先根据现有线索，看看能不能猜测推论出因果结论，但他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要根据现有线索只要推论导出结果，那他猜测参加与发国难财的世家可能也有北方世家，否则不可能出现大规模有组织的南逃，时间会证明一切，现在可以先预热。
作为御史台的第一喷子，王御史早已习惯了这种等待的过程，更何况他们御史台也要遵守法家制定的律条，法吏可是与御史同样有理想的卫道士。在等待的间隙，他又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旅。他最擅长的，便是手中的那支笔和腹中的渊博知识。这些，才是他最厉害的武器。
他在《文史报》上发表的文章，辛辣、严苛、视角刁钻、简单通俗易懂，常常引起轩然大波。他的思想如同一把利剑，直刺世间的所有不公。有了皇权的庇护，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世间的一切不公，进行指责、抨击、揭露和评价。有时候，他甚至连秦皇也敢喷，因此才有了“大秦第一喷”的名号。
王御史的笔和嘴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旦看到不公平之事，便会忍不住去抨击。他知道自己这样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但他就是管不住自己。
他庆幸自己生在大秦，庆幸有了报纸这样的平台，让他能够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否则，就算是那些儒家学派的同僚，恐怕也容不下他这样的人。
王御史最讨厌的就是人情世故，而儒家学派却恰恰好这一口，时常把礼义廉耻挂在嘴上扔在脑后。然而，即便是面对法家那些如鹰犬般凶狠的人，他仍然毫不畏惧地去喷。正是因为他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导致他在官场中四处碰壁，无处可去后。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秦皇竟然为他这类较真认死理的文人，特别创设了御史台。这一举动，不仅让王御史这类精神上有洁癖的文人，有了一个可以继续发挥才能的地方，也让他对秦皇充满了感激之情。
让他挑头专门监察权力运行，这可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啊！他不禁思考起来，不知道这报纸是否也是为他而创立的呢？
毕竟，这可是一个能够让他尽情发挥的平台。他心里很清楚，只要自己不胡说八道、弄虚作假、诬蔑他人，并且有理有据，那么无论是谁，都可以成为他抨击、揭露的对象。
甚至，连秦皇这样的顶天大人物，他也敢喷上一喷。
秦皇也曾经说过，如果他喷得没有事实依据，后果很严重，最轻的后果便是王御史要登报公开道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哦！王御史觉得秦皇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非常认真的。
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也越发珍惜自己的名声了。所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便不再继续喷秦皇了，而是改为上书谏言。
这样一来，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他至少还有一个“殆政”的实证在手。
而秦皇呢，每次对他的上书都会进行回复，这让他找不到继续抨击的理由。在与秦皇的奏书往来中，他对汉民族有了新的领悟。
就在借着朴仁账簿登报公开之前，他认为有必要先进行一次思想上的统一。
于是，他在《大公报》上写道：
“大汉王朝历经四百余年，其唯一的功绩，便是从华夏族群中晋级出了汉民族，这是支撑华夏族群的主体民族，是天道的选择。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华夏族群逐渐演化出了众多优秀的民族，其中汉民族尤为突出。
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众多民族共同生活，但唯有汉民族能够崭露头角，成为华夏文明的最优秀的儿子，肩负起继承家业的重任。
因此，神州大地不仅仅是汉民族的家园，更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家园。然而，尽管秦人是家中的长子，但天道最终还是选择了二儿子汉人来执掌家业，承继华夏文明的大业，率领族群开疆拓土不断发展壮大。
二儿子不负众望，将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使得家产不断增加，家族的地盘也日益扩大大，人丁兴旺家族势力成为天下至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二儿子汉人在当家作主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他们忘记了祖先的谆谆告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古训被抛诸脑后，人们变得越来越懒惰，对死亡也越发恐惧，不是吞丹求长生，就是骄奢淫逸贪图享乐。
特别是那些依附于大汉而存在的门阀世家，他们将汉人圈禁起来，强迫他们耕种土地，自己却雇佣胡虏仆从军。
不仅如此，这些门阀世家还将野蛮贫穷的胡虏族群，迁往中原富饶地区，使得原本就紧张的资源更加稀缺。
紧接着，汉末三国时期来临，汉人皇帝和世家门阀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对黄巾起义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这场血腥的杀戮直接导致天下人口锐减，神州大地十室九空，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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