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这样吧，不过高层管理不仅是管理，还包括决策与定位，其中定位乃是这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环。比如说宜乐公司，它的定位就是代工，绒德克的定位，就是我手中十几个大Ip所带来的衍生品价值，因此追求全面，各个方面的玩具都在研发，推于市场。然而其他的玩具公司若是像它们这么做，说不定弄不清楚主次，反而让公司产生了混乱。简单的，就像学生考大学，先分文理科，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定位。我在中学在班上还对其他学生说过一句话，你们到了考场，一定要冷静，然后先将会做的先行做出来，将这些分数先行抢到手，再做疑难的，再做不会做的。这也是一个定位。其他的企业不必完全仿佼宜乐，也仿佼不来，各个企业有各个企业的长处，有他们的短处，不可能完全一样地去经营。找出自己的长处，最大限度发挥它，避开自己的短处，这就是一家企业合理的定位。有了定位，才有了策划与决策，才有了管理与营销。”
李默一口气说完。
大约自己这段话传了出去，引起魔都政府高层的重视。毕竟魔都有也许多效益不好的企业，它们还都是国企，市政府想不管都不行，文书记才问了一问。
文书记思考了一下，又问：“你为什么从日本进口丝绸？”
虽然说这是人家的经营，可不是在糟蹋外汇吗？
李默早料到的，只要日本的丝绸运过来，上面必然会派人询问。
他将实际情况说了说。
“中国丝绸差？”
“看吧，最好的丝绸无疑是在日本，因为日本将资本向外转移，可能现在巴西丝绸也渐渐追上来了，中国的高端丝绸只与韩国差不多，但要比印度强一点。宜丽公司要生产高档服饰，只好选择了日本丝绸。而且短时间内，是休想用国产丝绸代替了，我不说别的，就说丝绸印花，我国依然用原始落后的工艺印染，但人家已经使用了电陶喷墨喷头技术。可我又让人打听了一下，即便是普通的喷头，我国也没有能力生产出来。只要稍稍先进的技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皆大的怕人。”
“触目惊心……”
“也无妨，我对中国人的勤奋与智慧一向能看好，主要是国家得找到国家的定位。农研委主任王泰山问我农民致富的良策，我说了一句，就这么一点可怜的地，一半还是贫瘠的土地，养活着这么多农民，将土地变出花，农民也富不了。其实也不要闭门造车地想，翻翻史书就知道了。”
“翻史书？”
“看宋朝，最高收入达到了一亿八千多万，这个数量有贯，斤、石、匹、两等，折合起来，大约在一亿五千万贯左右，正常一个国家，税务与Gdp的比大约在1：7到1：8之间，考虑到古代税务制度不完善，又有许多免税户，宋朝大约在1：15和1：20左右，也就是宋朝的Gdp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亿贯，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亿人民币，但人口整少了十几倍。”
也就是国家折腾到现在，也无限地将中国古代丑化，动不动封建时代多悲催，可是人均Gdp还达不到人家的一半，甚至还不及人家的三分之一。
文书记边上的中年人也听出来了，他说：“不会吧。”
“不是我说的，你们随我来，”李默将他们带到书记，将宋史的食货志翻将出来，又翻出其他一些史料，一条条地对比着，至少宋朝一贯已经相当于现在购买力的五十块钱了，甚至还要多一点。不能以粮食计算，茶叶、盐、金银铜铁、布绢、猪牛羊，得将这些一起综合在一起，才是一贯真正的价值。
“相比于北宋，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比北宋更富，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宋朝重视工商业，在这一亿八千多万中，两税所占的比例不过五千万，其中除了一匹绢价值高一点，余下的则是石与束，一石米价格在产米地不过三四百文钱，一石米不足两百文钱，一束草不过十几文钱。摊在老百姓身上，一个农民不过交了二十块钱的农业税。也就是现在我国的农民不及宋朝收入高，交的农业税还高了好几倍。”
“为什么古代有农民造反起义？”
“说得好，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我将它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国家，二是权贵，三是普通人。宋朝虽然富，富的只是哪些权贵，普通人依然很贫困。权贵越有钱越免税，平民百姓越没钱，越摊派税务。宋朝的两税实际不多，可问题是还有各个官吏的变法苛剥，加上产量又少，于是在重压之下，有农民造反起义了。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就是想办法将权贵的利益拿出来，分于国家与平民百姓身上，因此遭到权贵强烈的反对，又因为执行不好，平民百姓也受到伤害，导致变法失败。也因为宋朝自始至终重视国家的收入，赈灾济贫做得及时，即便有造反起义，规模也没有大起来，官兵轻易地就镇压下去。但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各种商税，宅税，几大榷，王安石变法中的坊场河渡，以及朝廷的官办作坊坑矿，市舶司的收入，也就是宋朝近五分之四的收入是来自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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