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把新闻的定义扩充到美国无数报刊杂志主编的身上，是他教育了老牌报纸如何去采访，如何去掘新闻制作的广阔天地。但是他所喜欢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他所看重的不是业主这个身份，而是总编这个职位。
在他出来混迹新闻界之前，新闻就是政治斗争和案例分析，卢斯将新闻拓展到了社会的细枝末节——医药、法律、音乐、书籍。而作为一名成功的出版人，卢斯还热心于政治。他利用他所控制的杂志反映他的整套价值观，利用他的杂志为共和党影响全国选民。从194o年大选起，他的杂志就成为共和党的一厢情愿的忠实喉舌。
卢斯不仅是个传教士的儿子，而且是个虔诚的清教徒，既追求财富，又讲求责任这一美国文化的特点在他身上典型地显现出来。商业成功使他自视受神灵恩宠，同时又把他的职业视为神灵的感召。他无休止地强调新闻应教育大众，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他自命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捍卫者。称自己的杂志是美国既成体制的代表。
尽管后来上了耶鲁大学，进入了上流社会，卢斯还保留了乡下人一样的好奇心，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他想知道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他的一生都在鼓吹“美国世纪”，1941年2月他写下《美国世纪》的文章，得意洋洋地宣称美国应当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并抓住我们的机会，从而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面影响。”卢斯告诉他的手下他的新闻哲学：天下有两种新闻，快新闻和慢新闻。慢新闻具有深度，应当回答更多的问题，让人有时间思考，因而能影响更多的读者。《时代》周刊就是要为慢新闻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时代》周刊忠实地反映了卢斯的新闻思想和观点。卢斯创“群体新闻学”，在他的杂志中，记者只写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决定一切。整个《时代》周刊是一台围绕卢斯思想转动的巨大机器。
卢斯公开宣称其行的杂志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强调报刊应教育“茫然无知的读者”，这在强调“客观性”的新闻同行中受到了极大的攻击。但是卢斯不在乎。他说：“我并未自命杂志是客观的，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编辑的，无论什么内容都反映我的观点。”
卢斯先确立了编辑制度——《时代》周刊是编辑的天下。人们还告诉他他无权将《时代》周刊称为“新闻周刊”，理由是杂志充满了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偏执的卢斯回答：“因为我萌了这个念头，所以我爱给他取什么名就什么名。”
卢斯是时代杂志公司的总编，也是《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的主编，无论表什么文章，他都全权负责，掌控一切，谁也不能染指。一次，卢斯的一名高级记者曼宁焦躁不安想辞职，卢斯亲自飞到欧洲和他会面，劝他改变主意。会面后，爱才如命的卢斯彻底丧气，因为曼宁想当他这个角色。对于卢斯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一般来说，《纽约时报》主编的变更，连精明的读者也察觉不到，因为这样的大报，主编对报纸的控制几乎鲜为人知。《时代》则不同，《时代》是编辑的杂志，编辑对报道格调的决定权达到了乎寻常的程度。在周刊内部，主编支配高级编辑，高级编辑支配撰稿人，撰稿人支配记者，主编是凌驾一切之上的。
卢斯手下的记者被新闻历史学家称为“双料使者”：一方面努力寻找事实真相，来佐证这个世界的变动；另一方面则与编辑部进行不断地斗争，寻找政治支持和版面呈现。卢斯道地的记者好奇心和纯粹的传教士的个性分裂在中国问题上受到严峻考验，而牺牲者就是最著名的记者的白修德。
卢斯非常欣赏他的驻华记者——犹太人白修德，因为他实在太出类拔萃了——他的漏*点、意志、洞察力和判断使卢斯赞叹不已。卢斯现白修德像自己一样热爱中国，白修德也认为，“自己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受到卢斯的影响”。194第二天，他与白修德就乘坐一辆黄包车到闹市区与市民交谈。两人在重庆形影不离，结下深厚情谊，随后卢斯任命白修德为《时代》远东版主编。白修德没有因为老板的赏识而冲昏头脑，他对中国的真实报道以及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越来越刺激卢斯，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44年，白修德现自己的一篇署名文章被卢斯删改得面目全非，遂出抗议。同年11月，他的稿子已经在《时代》周刊不出来。
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周刊准备出版一期蒋介石的封面人物报道。白修德不相信蒋介石是中国的希望，在给卢斯的电文中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国，他和卢斯不再称兄道弟。在冷漠的气氛中，白修德提出辞职，然后一鼓作气，写下了《中国的惊雷》。书中的倾向使卢斯大为光火，他大骂“那个婊子养的犹太丑小子”，使得白修德伤透了心。其后两人十年不再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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