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持续了十五六年，贯穿整个司马衷在位期间。从诸王推翻司马伦、恭迎司马衷反正，到新皇司马炽登基，正是八王之乱达到高潮的时候。而这几年，也正是比玉和舒晏到任汝阴，励精图治，大显身手的时候。
洛阳与汝阴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经过这几许年，汝阴在舒晏的治理下，已经是百业俱兴。百业之中尤以农业为重。在舒晏的督导和大力支持下，整个汝阴郡境内已经修建起了大小二十条水渠，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严重依赖天时的情况，大多数年景都是旱涝保收，作物的亩产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除了增加亩产，舒晏还大力倡导开垦荒地。按照谁开垦谁拥有的原则，只要不超过朝廷规定的一夫一妇一百亩的占田标准即可。数年间，开垦荒地累计数万亩。针对大多数家庭劳力有限、无力照管太多耕地的问题，舒晏设立官牛制度。组织各县乡购进官牛饲养，私家养不起牛的，可以租赁官牛使用。官牛不为赚钱，只按核算成本收取租金。此举极大地方便了下等农户，广受欢迎，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大大加强。
有了施家的榜样，舒晏继续严查世家大族，削弱他们的势力。按照朝廷规定的标准，将大族多余的土地和人口全部解放出来，从根本上遏制了豪族对普通百姓的扩张和兼并。
谷物产量年年增长，人口不断解放，导致户调和田租的应税对象和应税规模也迅速增加。上缴朝廷的多了，汝阴自身的府库也充盈了起来。
一边兼顾朝廷，一边也要兼顾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
户调虽然有个统一的标准，为四斛粟、三匹绢、三斤绵，但这只是个概数。实际操作中，还要按照各农户的人口状况和田地优劣情况来分别判定，微调增减。纳赋量区别对待，不实行一刀切，本是朝廷为照顾贫弱的一项合乎情理的举措，但有利就有弊，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正因为各户纳赋量不一致，各乡啬夫等基层征税官连同游徼、亭长等小有实权者就有机会从中做手脚，厚此薄彼，徇私舞弊。
舒晏统一将纳赋核定标准由乡亭收归到县里，由各县直接下派佐吏人员核定。县级佐吏与老百姓直接面对面交涉，此举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基层乡亭小吏徇私舞弊的可能。虽然过程繁琐，但经过攻坚推进，效果显着，税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公平。《论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人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失公平。即便有的家庭相比之前税赋可能有所增加，但是只要合情合理，钉子户也会心服口服。税负平均了，老百姓的积极性和精气神也越发足了。
自幼父母双亡的舒晏，深知孤儿的苦楚。可是不管怎样苦楚，人长到了十三岁，就算半丁，就要开始担负一定的赋税；到了十六岁，就是跟成人一样的标准了。这么大的年纪其实并未完全长成，根本不适宜担负这样的责任。舒晏对此一直认为不合理。
朝廷规定的成丁年龄为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半丁年龄为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十三岁以下，六十五岁以上为老小，不纳赋税。他曾经在朝堂上建议修改成丁年龄，将成丁年龄改为二十岁以上，五十八岁以下；半丁年龄改为十六至二十岁，五十八至六十三岁。可是此建议遭到了群臣的激烈反对，就连当时的武帝也很不赞同。
当时螳臂当车的舒晏受挫之后曾经义愤填膺，一直耿耿于怀。如今自己做了一郡之实际掌控人，又值天下大乱，各郡基本都处于半自治状态，自己很可以将本郡的成丁年龄向后推迟，完成自己曾经的意愿。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观念已经悄然发生些许改变，以前终归还是年轻气盛。朝廷律法乃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必须视为准则。人人遵守这个准则才能形成制度文明。且一经订立，不得擅自改变。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意志是合情合理，那不就是各自为政了吗？
手握一郡大权的舒晏并没有公然违背朝廷律法、明目张胆地推迟成丁年龄。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执念。有钱好办事这句话不光适用于个人，对官家同样好使。汝阴在征收赋税的时候，仍严格遵照朝廷对于成丁标准的规定，但对于处于临界年龄的成丁和半成丁的纳税人给予一定程度的退税。这样一来，就等于是间接地将成丁年龄的下限做了推迟，上限则做了提前。不过，朝廷的赋税并没有因此减少，因为退税的部分全由郡里做了弥补。
社会不光需要法制的客观约束，还需要道德的主观引导。舒晏特别重视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对于节妇义夫、孝子顺孙等良好道德楷模不但予以精神表彰，同时也给予赋税减免的优待。其实这并非舒晏首创，每个朝代对于传统道德的拥护者都会做嘉奖，不过这一般只限于在太平时候，而如今大晋这种光景，能顾及于此的恐怕只有舒晏这一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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