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英坐在空荡荡的老宅院里，听着风吹过梧桐树叶的沙沙声。八十三年的人生，就像这棵老树一样，扎根在这片土地里，枝枝叶叶都带着过往的痕迹。
儿子刚走不久，回城里去了。每个周末，建国都会从城里赶回来陪她两天，周一一大早再匆匆离开。儿子总是说：“妈，您一个人行吗？”她总是板着脸回一句：“有什么不行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弹。”
可当儿子的汽车声彻底消失在村口时，院子里那种熟悉的寂静便像潮水般涌上来，淹没了她。
三个月前，可不是这样。
那时建国和秀梅夫妇俩硬把她接进了城。走的时候，左邻右舍都站在门口看热闹，她昂着头，故意把声音抬得老高：“我儿子接我进城享福去了！”仿佛这样就能掩盖她被儿女们轮流推诿的难堪。
进城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和秀梅闹了不愉快。
“妈，今天做了您爱吃的红烧肉。”秀梅笑盈盈地端菜上桌。
她瞥了一眼，脸色就沉了下来：“米饭？怎么是米饭？我们老李家祖祖辈辈都是吃面条的，你不知道吗？”
秀梅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建国没跟我说您今天想吃面条……”
“我说今天了吗？”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我是说我们老李家从来都是吃面条的！你这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建国赶紧打圆场：“妈，秀梅也是好意，明天再做面条，今天先将就一下。”
“将就？”她冷笑一声，“我一辈子都没将就过！你爹在世的时候，哪一顿饭不是按着我的口味来？”
这话不假。李秀英这辈子，在李家就是说一不二的主。丈夫李大柱活着的时候，被她管得服服帖帖，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五十岁那年，李大柱得了肺癌，从查出来到走，不到三个月。临终前，他握着她的手，嘴唇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
但李秀英知道他想说什么。那些年，他生过的闷气，受过的委屈，都在那双渐渐失去光彩的眼睛里。
她不愿意去想这些。
在儿子家住的第七天，因为秀梅洗衣服时不小心把她那件藏青色的外套和浅色衣服混在一起洗，染了色，她又大发雷霆。
“你就是存心的！看不惯我这把老骨头在你们家多住几天！”她指着秀梅的鼻子骂。
秀梅这次没有忍让：“妈，我就是不小心，您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难听？我还有更难听的呢！”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捶打着地板，“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我不活了，让我死了干净！”
建国慌慌张张地把她扶起来，好说歹说才劝住。第二天，他就给大姐建红打了电话。
建红来接她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建红像极了她爹李大柱，温吞水一样的性子，从小到大没少受李秀英的气。
“妈，去我那儿住几天吧。”建红说。
她冷哼一声：“怎么，嫌弃你妈了？要不是你弟弟求我，我才不去你家呢。”
在建红家的第三天，矛盾又爆发了。
那天下午，她一个人下楼溜达，看见马路对面大女婿王强正在和人说话。她喊了一声“强子”，王强却没答应，继续和那人说着什么。
她觉得一股火直冲脑门。
回到家，她对着建红又哭又闹：“我没本事，叫人看不起！你男人在街上看见我，我喊他都不答应！”
建红赶紧给王强打电话。王强在电话那头莫名其妙：“我没看见妈啊？我刚才在小区东门，妈不是住在西门吗？”
误会解释清楚了，但李秀英依然不依不饶：“他就是故意的！你们都是一伙的！我要回家！”
建国只好又给妹妹建华打电话。
小女儿建华性格最像她，倔强、要强。但建华嫁得最好，女婿张志强是个小老板，家里住着大房子。
到了建华家，她确实消停了一段时间。张志强很会哄人，每天“妈长妈短”地叫着，家里还请了保姆，什么都不用她动手。
建国看母亲在这里住得惯，就召集兄弟姐妹开了个家庭会议。
“妈在建华这里住得还不错，要不就长期住在这里吧。”建国说，“我每个月出两千块钱生活费。”
大家都同意了。李秀英表面上不情不愿，心里却有几分得意——看看，儿女们到底还是得围着她转。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个月，她就和建华的婆婆杠上了。
建华的婆婆信基督教，每个周末都会有几个老姐妹来家里一起读经、祷告。李秀英笃信佛教，见不得这些。
那天，建华的婆婆和她的一个老姐妹坐在客厅里，讨论着下周做礼拜的事。
“主与我们同在，阿们。”建华的婆婆说。
“阿们。”那个老姐妹附和道。
李秀英在沙发上冷哼一声：“装神弄鬼。”
建华的婆婆看了她一眼，没理会，继续和姐妹说话：“下周牧师要讲《马太福音》第五章……”
“要讲经到教堂讲去！”李秀英突然提高了声音，“在别人家里叽叽喳喳，成何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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