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林淑芬从读书会回家，发现张立国不在沙发上。她找遍整个房子，最后在阳台上发现了他。他坐在小凳子上，面前摊开着一个旧木箱。
那是他们的“记忆箱”，里面装着多年来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林淑芬已经多年没有打开它了。
张立国正拿着一张泛黄的相片出神，连她走近都没有察觉。林淑芬看清了那张照片——是他们结婚五周年时在公园里拍的，两人并肩坐在长椅上，她笑得灿烂，他看着她，眼中满是温柔。
“记得那天吗？”林淑芬轻声问，“我们带着强强去公园，他非要坐船，结果掉水里了，你赶紧跳下去把他捞上来，全身都湿透了。”
张立国没有回头，但轻轻点了点头。
林淑芬鼓起勇气，继续说：“那时候你真勇敢，想都不想就跳下去了。”
“我是他爸。”张立国低声说，声音几乎微不可闻，但林淑芬听得清清楚楚。
她的心跳突然加快了。这是多年来他第一次接她的话茬。
她在他身边蹲下，看着那个记忆箱。里面有许多他们共同的回忆：儿子小时候的画作、一家三口的旅游照片、她为他织的第一条围巾、他送她的第一份生日礼物——一个音乐盒。
“这个还能响吗？”林淑芬拿起音乐盒，轻轻拧动发条。
清脆的《致爱丽丝》在阳台上响起，旋律有些走调，但仍然悦耳。张立国抬起头，目光与她的相遇。在那一瞬间，林淑芬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他，那个爱笑、会害羞、总是找话题跟她聊天的男人。
音乐停止后，两人陷入沉默，但这次的沉默不再令人窒息，而是带着一种奇妙的平静。
九
那天晚上，林淑芬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年轻的时候，站在舞台上唱歌，台下坐满了观众，张立国坐在第一排，专注地看着她，眼中满是欣赏和爱意。
醒来时，她发现枕头上湿了一片。转过身，她惊讶地发现张立国没有像往常那样背对着她，而是平躺着，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我梦见你唱歌的样子了。”他突然说，声音在寂静的黎明中格外清晰。
林淑芬屏住呼吸，生怕一点点动静就会打断这难得的交流。
“你唱《茉莉花》，穿一条白裙子，很美。”张立国继续说，依然看着天花板，仿佛在自言自语。
那是他们厂里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她作为压轴表演了《茉莉花》。那时他们刚结婚一年，她还怀着一个多月的身孕，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你那时候怀孕了，在台上吐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张立国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只有我知道。”
林淑芬也跟着笑了，眼中却涌出泪水：“你还说，那天可把我羞死了。”
沉默再次降临，但这次不再冰冷。
“淑芬。”过了一会儿，张立国轻声唤她的名字。
“嗯？”
“我对不起你。”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心门。林淑芬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但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我不知道怎么了...就是说不出来。”张立国的声音有些哽咽，“心里有很多话，但一到嘴边，就说不出来了。”
林淑芬伸出手，轻轻覆在他的手上。他的手颤抖了一下，但没有抽走。
“退休那天，厂长说感谢我三十年的服务，送我一块纪念牌。我回家想告诉你，但看到你忙碌的样子，突然觉得说不出口。我觉得自己没用了，成了一个靠退休金吃饭的老头子。”
林淑芬紧紧握住他的手：“你怎么会没用？这个家离不开你。”
“这个家离得开我。”张立国摇摇头，“你那么能干，把一切都打理得好好的。儿子也成才了，有了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原来是这样。林淑芬终于明白，丈夫的沉默不是针对她，而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他无法接受自己的衰老和无力，把所有的失落和沮丧都埋在心里，最终变成了一堵隔绝一切的墙。
“你不是多余的，”林淑芬坚定地说，“从来没有是。”
张立国转过身，第一次在黑暗中正视她的眼睛。那双曾经明亮的眼睛如今布满皱纹，却闪烁着久违的真挚。
“我们再试试，好吗？”他问。
林淑芬没有立即回答。她想起这些年的委屈和痛苦，想起那些被无视的日子，想起自己度日如年的抑郁。离婚的念头曾经那么强烈，甚至在张立国住院前，她已经偷偷咨询过律师关于老年离婚的程序。
但此刻，看着丈夫眼中闪烁的泪光，她明白自己从未真正放弃过这段婚姻。
“好。”她轻声说。
十
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张立国依然话不多，但他开始努力回应林淑芬的每一句话。有时是一个点头，有时是一个简单的“好”，有时甚至是一句完整的回答。
他也开始分担一些家务，每天扫地、倒垃圾，周末时还会帮忙洗菜。这些小小的举动在林淑芬眼中，比任何甜言蜜语都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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