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是个纯粹的理工男，他不知道该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皇帝，但他有着最起码的自知之明，知道向那些成功的皇帝们学习并效仿，而王伦心目中的标杆就是唐太宗。
只是在前宋遗留的旧儒眼中，唐太宗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皇帝，比如欧阳修在为苏舜钦写的《苏氏文集序》中如此说道：“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
欧阳修无法否认贞观之治的成功，也不得不承认勉强接近了尧舜禹三代上古贤君的盛世，但唐太宗终究还是不如三代，为什么呢？
这个理论辩解，在王伦看来，就颇有几分“婆罗门赢学”自说自话的味道。欧阳修认为唐太宗竟然在没有理清天地真理、确认儒学源流和地位、尊崇儒家和儒生的情况下，就将国家治理得非常兴盛，这是不对的。
贞观之治的成功，没有儒生的参与，代表了儒学传统的文官不能掌握大权，所以唐朝哪怕对外开疆拓土、战功显赫，也只能迅速衰落，不如我宋之“圣”也！
也就是说，在宋儒眼中，唐朝虽然强盛，但是就儒学而言没有任何建树，所以是个十分失败的王朝。
王伦还真的仔细研究过儒家的发展，或者说从秦汉以来主流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再到前宋新儒学的这么一个过程。
欧阳修以及建立了洛学的程氏兄弟为代表的宋儒，普遍认为唐朝对儒家构建作用最大的一个人是韩愈，但真正将韩愈为代表的唐朝儒学发扬光大的，却是他们这一群宋儒。
儒家思想若作为一个王朝的执政思想，是迫切需要大一统的，因为只有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才能够强力推行儒家的那一套行为准则。
但大一统王朝又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疆域的扩大导致信息传递的困难，偏偏儒家的礼仪制度又相当繁琐，是需要以考核绩效为过程来推广的，这个推广的时间范围过于漫长，很少有王朝能够一直兴盛并保持强大。
所以儒学从汉儒的积极外向转为宋儒的内向，几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韩愈提倡的是荀子之学，荀子是先秦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简而言之，荀子的思想融合了儒、道、法等诸多学说流派。
然而韩愈的荀学复古到了前宋，由于辽国存于北方、西夏崛起于西北、大理、交趾纷纷独立，韩愈的学说又被宋儒抛弃，前宋时期的儒学便以二程的洛学为显，讲求内心，也就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追求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王伦突然冒了出来，以梁山为根据，先占山东，再攻河北，一举取代了赵宋建立了新汉，新的王朝又开始了积极的对外开拓，依靠着对天下的整合，新汉又隐隐有了几分盛唐气象。
这就让本朝的儒生们很难受了，前宋对外军事拉胯，他们好不容易通过百余年的时间改造儒学，建立了一套与前宋武力相匹配的学说，突然发现，世界的变化，让他们那一套理论不能适应现实了！
正常人面对这种情况，理性的选择是继续改造儒学，从而适应新时代。但前宋遗留的诸多儒生们，却选择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惊恐而且竭力地想要新汉停下对外征战的脚步，缩回到前宋时期的疆域，这样他们的理论就可以完美适配了！
只是很可惜，他们忽略了所谓的历史大势，王伦很巧妙地将对外战争的红利瓜分引导向广阔的民间，通过均田、改革赋税、改革教育、改革科举，使得民间受益。
于是旧派儒生就没有了思想掌控的市场，他们只能发出哀嚎：本朝求利而忘义，三纲失常，以致人心不古，此禽兽蛮夷之举也！
但是没人理会他们不甘的哀嚎，王伦强制推行科举改革，推广学堂教育，打通了官与吏之间的上升下降通道，许多读书人发现，进入仕途的方式比前宋要简单多了！
不用再苦费许多年的精力专注于儒家经典，吏员考试更看重的是考生的综合素质而非经学特长，他们再也不用苦读多年才能辛辛苦苦挤进科举的那座独木桥。
即便只是从一个小吏做起，朝廷同样允许小吏群体继续参加考试，上升的机会有的是，难道还要再回到从前，浪费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只为竞争一个微乎其微的机会么？
所以现如今儒学陷入了一个困境，关学、洛学不昌，影响力有限，但新的适配性的儒学又没有出现，所有的学说和思想，都在拼命向实用靠拢。
就好比道教，王伦允许在草原传播的几个道教流派，已经在传教过程中不断自我改进，与南方的道教流派差异愈发明显了。
甚至萧抱珍的“太乙派”，由于教主本人发明的白酒浓缩技术被朝廷收购，太乙派的道士和信徒们就格外看重技术，他们已经开始尝试总结历朝历代的道士炼丹技术，并尝试将许多技术向军用或者民用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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