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大司农张黎，这两年正在主持一项重要的农业改革。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个麻烦，与鲜卑族从游牧生活转向农耕定居有关。
鲜卑族人起源于东胡。俄语对他们的称呼，翻译成汉语是“通古斯”，即“东胡人”的音译。也是“通古斯大爆炸”的那个通古斯。
沙俄占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后，对这里的称呼被音译成“西伯利亚”，其实俄语意思是“鲜卑利亚”，即“鲜卑人之地”。
鲜卑人以前生活在长城之外，四处游牧，风餐露宿。
他们对长城以内汉人的农耕社会非常羡慕。
等到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中原司马家天下四分五裂、烂成一锅粥，边疆国防完全空虚，鲜卑各部瞅准时机，大举南下，骑马越过长城，进入并霸占中原半壁江山。
拓跋部、慕容部、宇文部、段氏部、乞伏部、秃发部、吐谷浑、柔然…这些都是进入长城内的鲜卑部落。
他们终于可以、开始、过上从前向往的幸福生活了。
但是，鲜卑人进入中原，发现了一个问题：中原人的土地，一部分属于国家，一部分属于士人家族。
二者几乎各占国家土地的一半。
如果说“国家”相当于鲜卑族的部落联盟，那么“士人家族”就可以看作是部落。
鲜卑占领者原本的想法是：征服中原就是占有这里土地、人口、财产。
但是，这里的人口太多了。即便是南迁、逃走了许多之后。
如果鲜卑人为了土地、财物，而企图将中原人口屠杀殆尽的话，他们面临的难题是：那些敢于留下来的汉人士族，都是有牙齿的。
他们并不是没有反抗之力，而是打算成为鲜卑人的臣民。如果把他们逼到死角，鲜卑族人也会遭到巨大反噬。
留下来的汉人士族，之所以没有选择衣冠南渡，是看清了鲜卑族人的战争性质。
战争性质无非就是三种：为了复仇的战争、为了掠财的战争、为了统治的战争。
鲜卑族人显然不是为了复仇而来。
他们攻入长城内的战争性质，表面上是抢夺财物，而实质是准备在此定居、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
也就是说，鲜卑族人中的统治者，并不想杀光中原汉人，而是要长期统治他们，与他们共存。
留在中原的汉人正是看准了这点，这才没有逃走，也没有拼死反抗。
他们打算上缴自家的部分财物、资源，与鲜卑占领者谈条件，接受他们成为统治者的现实，同时争取到自身的生存空间、权利。
而且，在他们内心深处还有一种观念：管你统治者是汉人、胡人，只要你想拥有天下、治理天下，自己就是对方不可缺少的帮手。
对他们来说，司马家族拥有天下，与拓跋家族拥有天下，又有什么区别呢？
鲜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很快认识到了这点。
既然不能杀光他们，那就利用他们。——这就是鲜卑族统治者对留下来的汉人士族的定位。
既然效忠司马家族与效忠慕容家族、拓跋家族没有区别，那就老老实实做自己的效忠一族。——这就是留在故土的汉人士族对自己的定位。
双方心态如此互补，就很容易坐在一起商谈合作了。
虽然一方高高在上，一方卑躬屈膝。
但，好歹，这也是利益交换谈判。历史发展长河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
——说实在的，在社会里，个人、家族非常弱小，蝼蚁一样。
活命是第一位；改善生活条件是第二位；其它的都只能放在这二者之后讨论。
胡族统治下的汉人士族这样考虑问题。没什么错。
也正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人占人口大多数，才有几十个民族大融合的未来景象出现。
回到正题。
拓跋氏建立魏国，直到统一北方，土地问题一直是大问题。
土地分为两部分：国家的、私有的。
国家土地又分皇家的、军镇的、民屯的。
国家土地上的农户全是佃户，他们按国家规则获得一定数量土地耕种权，按比例上缴租子（纳税）。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佃户的耕种条件，也发生了严重分化。
有的人家有牛或马，耕种效率高许多。
没有牛或马的农户，占佃户人口的一半。
这种情况，对贫困农户相当不利。
站在朝廷角度看，这同时对整个农耕社会相当不利。
由于皇帝拓跋焘对军事开拓、工业进步更感兴趣，太子拓跋晃便把很多精力用来关注农桑、商业发展。
他与大司农张黎一起，搞出了一套强制农户互助的新政——“农户帮耕互助法”，简称“农户互助法”。
具体内容是：
有牛、马的农户，必须帮助无牛、马者耕田；无牛、马者以人工劳力回报。
有牛人家给无牛人家耕田22亩，无牛人家以耘锄7亩交换；给贫弱老幼家耕田7亩，则得换锄2亩报酬。
太子与大司农联署下令：官府必须登记清楚农户土地和牛马等情况，制作牌子竖立在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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