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兵部尚书孙承宗虽然根据崇祯皇帝圣旨做出了出兵方略，但他对这次追击建奴大军的军事行动并不看好。大明真正能战的部队除了大同边军外，就数万全都司骑兵，至于大明官军中战力最强的关宁铁骑，这时几乎已经成为祖大寿的私军停留在山海关，孙承宗只能对此大军望洋兴叹。现今建奴主力依然在大明境内，野战中大明边军不见得是建奴铁骑的对手，为此，孙承宗写了一个奏疏，奏请崇祯皇帝谨慎用兵。
大明内阁首辅钱龙锡当然清楚大明官军不可能在野战在战胜敌人，可他考虑的问题不是大明官军的安危，而是他个人政治声誉能不能保住的问题。这次建奴肆虐京师必然有人为此付出代价，从本质上来讲崇祯皇帝任人不明，听信蓟辽督师袁崇焕的谗言当为罪魁祸首。但在大明官场规制来说，皇帝任人不明的责任内阁也有不可推卸地罪责，承担这个罪责之臣当属内阁首辅钱龙锡。大明文官最好清名，钱龙锡即便因此致仕也不愿意在史书上留下污点。
钱龙锡仔细揣摩过孙承宗的奏折后轻轻地叹息一声，兵部尚书孙承宗出击的方略切合大明现实，孙承宗主张追击大军先寻机歼灭建奴落单部队，剪除敌左右翼不太强大的汉军旗，再利用大明官军熟悉地形据险与敌决战，孙承宗在奏章中没有说出的话就是大明官军现如今没有与建奴野战的能力。钱龙锡也认可孙承宗对敌情的判断，可他不能完全附议孙承宗的奏章。真要是按孙承宗这个方略，大明官军很有可能把劫掠颇丰的建奴大军赶出大明地界。
因为这时的建奴主力为保护他们劫掠的财货和人口，不可能派大军与远远『骚』扰的大明官军决战，这样他们抢劫的物资就会被关外的破奴军觊觎，到时候占便宜的可就是破奴军。要是大明官军打了几个胜仗，那么问题也就来了。大明御史们可不是吃干饭的，他们一天到晚没事找事，大明官军追击的胜利将会被这帮御史认定，大明朝廷早前整个应对方略存在重大失职。御史们就会追问大明内阁诸位阁老，大明最知兵事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内阁为何压制不早点启用，临到建奴鞑子『逼』近京师才想起任用孙承宗。
大明御史们可不好对付，即便是内阁首辅钱龙锡选择上表致仕也会在史书上被骂成为误国『奸』佞，钱龙锡绝对不愿意看到这个最后结果。要想摆脱御史们『潮』水般弹劾，钱龙锡只能选择让御史们转移目标。前任兵部尚书王洽虽然是个很好的靶标却不是善类，王洽虽然在家罢官待勘，但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野，钱龙锡要是拿王洽说事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至于蓟辽督师袁崇焕，钱龙锡把所有责任推到他头上也不是不可以，可如今下诏狱的袁崇焕谁都知道是建奴扣关最大责任人，可再往下继续追究下去，他钱龙锡因内阁首辅的关系还是仅次于袁崇焕的罪人。
钱龙锡要想真正青史留名，只能让朝野上下认清谁才是这次建奴扣关真正的幕后黑手，这个靶标就是当今崇祯皇帝。只有大家把愤怒地目光聚集在崇祯皇帝身上，作为内阁首辅的钱龙锡才能以忍辱负重的面目示人，在清史中留下美名，或者说是一个受害人的好形象。为此，钱龙锡在朝房为孙承宗是奏章，专门又上了一道奏折。钱龙锡照例歌颂崇祯皇帝在这场关系到大明生死安危的危机中，临危不『乱』调派能员保使大明京师不失。
然后斥责已经下诏狱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十二条罪状，把袁崇焕这个落水狗再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能翻身。通篇描绘了大明百姓被建奴鞑子祸害后的惨状，哭诉他作为一个大明臣子对不起逝去的诸位先帝，最后以大明内阁首辅的名义承担了全部罪责。在奏章中钱龙锡没有明确反对孙承宗对敌方略，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孙承宗的谋划极为稳妥。老谋深算的钱龙锡这奏章一上，连深谙官场危险的内廷秉笔太监曹化淳，都没有看出钱龙锡奏章中暗藏地杀招。
当曹化淳把这两份奏折上报给崇祯皇帝后，朱由检看到钱龙锡的奏章也不禁有些脸红。这几个月来，崇祯皇帝朱由检已经意识到大明已经是危机四伏，外有建奴成立大清朝廷，加上这次成功入侵大明京师，建奴已然成为大明的头号敌人。在大明关外还有一个比建奴更加可怕的潜在敌人破奴军，别看张平安顶着大明破奴侯的头衔，做出一副人畜无害地模样，可谁也猜不透他真实地想法。历史书上的经验教训告诉朱由检，破奴侯这种隐藏的很好，又不经常叫唤地狗往往是最能干坏事的人。
崇祯皇帝从钱龙锡奏章中，看到了因自己过失对大明百姓造成的伤害，被建奴鞑子掳掠走的百姓成为朱由检心中地痛楚。尽管内阁首辅主动承担了罪责，待崇祯皇帝拿起孙承宗奏折后，几乎是完全否定了孙承宗所定下的追击建奴大军的方略。崇祯皇帝再次亲自下诏，由孙承宗坐镇京师兵部统筹直隶各勤王大军。任命满桂为追击大军主将，万全都司参将常亮负责追击大军后路，内心羞愧的崇祯皇帝这个诏书，完全否定了孙承宗上奏方略，也几乎剥夺了孙承宗带兵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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