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元年（888年）三月，王建久攻成都不下，转而袭击彭州（成都彭州市），企图先将成都孤立起来再打。陈敬瑄发兵救援，王建撤军,开始在西川境内四处袭扰。
经过两个多月的对峙，王建认为成都实力很强，而他远道而来毫无依托，靠着到打抢劫补充给养不是个事儿，便有了撤军打算。
周庠、綦毋谏均认为不妥，周庠劝道：“邛州（成都邛崃）城池坚固完备，城内粮食充足，足以支撑几年，我们可将它夺占作为经营西种的基地。”
王建说：“我在禁军多年，深知用兵的人如果没有天子倚仗，军心便容易涣散。如果实在要打，不如列举陈敬瑄罪责，上奏朝廷允准，让朝廷委派大臣为帅，师出有名方有成功可能！”
于是便让周庠起草奏疏，请求讨伐陈敬瑄，用以弥补擅自兴兵的罪过，并向朝廷索求邛州。
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也奏请朝廷赦免王建，将陈敬瑄调往他地。
这就是王建的过人之处，至少他看出了为战争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重要性！
奏疏呈上不久，恰逢唐僖宗驾崩，他的弟弟寿王李晔在宦官杨复恭拥立下即位，史称唐昭宗。
当初黄巢攻克长安，还是寿王的昭宗，随同僖宗仓皇撤离。因事发突然，王室贵族均无轿可坐，全部徒步在山谷中行走。
寿王年幼体力不支，坐在路旁休息。田令孜从后面赶来，催促寿王快走。寿王说：“我脚疼，能否给我找匹马。”
田令孜不耐烦的说：“这里是深山，从哪给你找马！”说完，便用鞭子抽打寿王，逼他前行。寿王当时虽没说什么，内心却恨透了田令孜。
等他做了皇帝成为昭宗，正想好好收拾田令孜。看到王建、顾彦朗所上奏疏，立即任命宰相韦昭度出任西川节度使，征调陈敬瑄入朝担任龙武统军。
这纸诏令其实就是要逼着西川抗旨，昭宗当然清楚以陈敬瑄和田令孜的目前处境，无论如何两人也不敢离开西川。那么抗旨不遵，便是夷灭全族的大罪，便可让王建等人堂而皇之的讨伐他们！
果然不出昭宗所料，陈敬瑄拒不奉诏！
十二月二十四日，昭宗诏令韦召度为行营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招讨副使，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共同征讨逆臣陈敬瑄。
另外，为了拉拢安抚王建，还从西川分出邛（四川成都邛崃市）、蜀（四川成都崇州市）、黎（四川雅安汉源县北）、雅（四川雅安）四州，设置永平军，任命王建为节度使，治邛州，并担任行营诸军都指挥使，协助韦召度作战。
同时，撤销陈敬瑄所有官职。
这张诏书对王建来讲太重要了，简直胜过百万大军！
之前王建是贼，陈敬瑄是兵。现在颠倒过来，陈敬瑄成了抗旨不遵的逆臣，而王建则华丽转身为代表朝廷的正义之师！
王建再无任何顾虑，集中兵力向陈敬瑄发起猛攻！
龙纪元年（889年）正月二十八日，王建在新繁（四川成都市新都区西北）大败眉州刺史（四川眉山市）山行章，斩杀万余人，山行章只身逃往蒙阳（四川彭州东南）。
彭州刺史杨晟惊惧之下移军三交（彭州西），与王建形成对峙。
十二月初九，王建在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击败山行章，以及西川骑将宋行能。宋行能逃回成都，山行章退守眉州（四川眉山市）。十五日，山行章降于王建。
大顺元年（890年）正月十五日，王建向朝廷加封给他的邛州（四川邛崃）发起进攻。
陈敬瑄派大将杨儒率三千人协助邛州刺史毛湘防守，毛湘出城作战屡遭败绩。杨儒登城了望，见到王建军营严整肃穆、进退有度，不禁叹道：“大唐国运到头了，我看王公治军，严格而不残暴，大概可以佑护苍生吧！”
遂出城向王建请降，王建欣赏他的才能，将他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
正月十八日，王建将同乡、军府判官张琳留下，继续攻打邛州，亲率部众直趋成都。
陈敬瑄派兵在犀浦（成都市郫都区东部）、郫县（成都市郫都区）、导江（四川成都都江堰）等要地布防，动员城中每户出一名男丁参与守备。让他们昼间挖壕沟、筏竹木、运砖石，夜晚登城巡警，片刻不得安宁，人人满腹怨气。
此时，朝廷任命的西川战场总指挥韦昭度到了，将指挥所开设在唐桥（成都市东南沙河堡附近），王建则于城东设寨屯驻，对韦昭度恭谨有加。
韦昭度的到来，表明了朝廷立场，对西川军心影响巨大！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西川所属简州（四川成都简阳市）、资州（四川资阳）将领杜有迁、侯元绰分别抓获本州刺史向王建请降，均被王建就地任命为刺史。
三月初十，陈敬瑄派蜀州刺史（四川成都崇州市）任从海出兵二万支援邛州，被王建击退。准备率蜀州全境归降，被陈敬瑄发觉处死，任命将领徐公鈢接任蜀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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