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硕说出的话，让杨行秋不得不停下自己的论述。
霸王道杂之。
顾名思义，就是将霸道与王道综合利用的政治方针。
霸道就是使用暴力、刑法、权势等强硬手段进行统治。
王道就是使用仁义、道德、思想等怀柔政策进行管理。
曹硕引用这句名言，算是高度概括了杨行秋的观点。
王贤趁着杨行秋停止论述的间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轨德立化，优事理乱。德化者，道也，事理者，器也，道先于器，器出于道。道本而器末也。”
杨行秋听着两人的观点，开始分析起来。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这是汉宣帝刘询对太子，未来的汉元帝刘奭说过的话。
“太子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原名刘病已的刘询，在巫蛊之祸、遍游三辅、海昏被黜、霍光专政、亲临大统、族灭霍氏后。
结合自身的经历，将集管理学大成的帝王之术，用一句话说了个明白。
法家主张人性本恶论，崇尚刑名法术。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在法家的思想里，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
“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法家认为道德观念是随着个体物质生活的提升而进步。
儒家主张人性本善论，崇尚仁义道德。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儒家思想主体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是“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儒家思想主张，“礼、乐、仁、义”，提倡“忠恕”，“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
将儒学中所蕴含的人治，王道思想与法家的法治，霸道思想相结合，并以此为手段运转庞大的行政官僚集团。
两者结合，无疑成为封建专制社会理想的政治体制理论基础，使得社会管理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
汉元帝继位后，“纯任德教”，大量启用儒生参政治国，走上了真正“独尊儒术”的道路。
结果是导致皇权式微，朝政混乱不堪，使社会矛盾激化，又出现了天灾人祸、吏治败坏、外戚专权、流民四起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证明了汉宣帝刘询的高瞻远瞩和“霸王道杂之”的正确性。
至于曹硕为什么要说这番话，那就要从魏武帝曹操说起。
祖父是宦官，大长秋曹腾，父亲是太尉曹嵩。
在当时的观念里，父亲是高贵的三公之一的太尉，而祖父是低贱的宦官。
从出身上，曹操就是矛盾的集合体。
“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
政敌袁绍就对他的出身进行了猛烈地人身攻击。
袁绍出身于第一等的名门世家汝南袁氏，是儒家豪族集团。
曹操则是法家寒门集团。
袁氏集团的政治特色是清流名士。
讨伐董卓的时候，袁绍一呼百应，被诸侯尊为盟主，是靠他高贵的出身和积累的清名。
袁绍能够从韩馥手上得到冀州，离不开响亮的名声以及名士们的游说。
公孙瓒刻薄寡恩，迫害州郡名士，豪族名士纷纷站在有清名的袁绍这一边。
“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
袁绍热衷于养名，向往清流，这样的性格让他周围也聚集起许攸、郭图、逢纪、高干这些名士。
宦官是服侍皇帝的工作，一般是由出身卑贱或者犯罪被处宫刑的人担任。
职能是协助皇帝处理事务，自然会在办事过程中接触政务，所以相对于道德礼教，宦官对法令原则更加了解。
“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
曹操就是在的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懂得如何通权达变，曹操便以以吏能见长、思想上倾向法家。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不仅是决定天下局势的大战，也是思想上的决战。
集高贵和低贱于一身的曹操，既有政治眼界，又有务实才干。
用人循名责实，各因其器，思想上儒法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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