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翻开泛黄的典籍，孔子一句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如黄钟大吕，穿越千年时空，叩击着现代人的心灵。在这个价值多元、信息纷杂的时代，我们常常在纷繁的人事中迷失判断，在复杂的情感里摇摆不定。而孔子的这一箴言，恰似一盏明灯，为我们照亮了辨人识事的道路，揭示出唯有具备仁德之心的人，才能真正公正地喜爱他人、厌恶不良之事。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短短数字，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好人” 并非无原则的滥情与偏爱，“恶人” 也绝非盲目冲动的厌弃与排斥。仁者的 “好” 与 “恶”，建立在对 “仁” 这一道德准则的深刻理解与坚守之上，是一种基于正义、善良与智慧的理性判断。只有内心真正具备仁德的人，才能超越个人私欲、偏见与情绪的束缚，以客观、公正、真诚的态度去对待他人，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一、历史长河中的仁心明辨
（一）古代圣贤的仁德实践
战国时期的蔺相如，面对廉颇的多次挑衅与羞辱，选择了一再忍让。他并非畏惧廉颇，而是心怀国家大义，深知将相和则国家强。他对廉颇的忍让，并非懦弱，而是一种基于仁德的 “好人” 之举，因为他看到了廉颇的勇猛善战对国家的重要性，不愿因个人恩怨而损害国家利益。蔺相如退避廉颇的车驾，甚至托病不上朝，避免与廉颇发生正面冲突。他的门客不解，他却以 “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 回应。最终，他的宽容与仁德感动了廉颇，廉颇负荆请罪，二人成为生死之交，共同为赵国的稳定与强大贡献力量。蔺相如的行为，完美诠释了仁者如何以博大的胸怀去 “好人”，以高尚的品德去化解矛盾。
反观南宋时期的秦桧，为了一己私利，陷害忠良岳飞，以 “莫须有” 的罪名置岳飞于死地。秦桧与金朝暗中勾结，为求偏安一隅，极力主张求和。他利用宋高宗对武将的猜忌心理，罗织罪名，打压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秦桧的 “恶人”，是出于自私自利的阴暗心理，是被权力和贪欲蒙蔽了双眼的错误判断。他的行为违背了基本的正义与良知，不仅让国家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将领，也让自己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与仁者的 “恶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出缺乏仁德之人的 “恶” 是何等的荒谬与有害。
再看唐朝名相魏征，以直言敢谏闻名。他辅佐唐太宗期间，始终秉持着对国家和百姓负责的态度。当唐太宗有任何可能违背仁德、不利于国家发展的行为时，魏征都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比如，唐太宗曾因修建宫殿耗费民力，魏征上书劝谏，列举历史上因奢靡而亡国的例子，力陈节俭治国的重要性。他的 “恶人”，并非对唐太宗个人的不敬，而是出于对 “仁政” 的坚守，希望君主能够以百姓福祉为重。而唐太宗从最初的恼怒，到后来逐渐理解并接纳魏征的谏言，成就了 “贞观之治” 的盛世。这对君臣的故事，展现了仁者 “恶人” 时的勇气，以及这种行为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影响 。
（二）中外历史的跨文化映照
在西方历史中，同样有许多体现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的事例。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一生追求真理与正义。他在雅典的街头与人辩论，揭露人们思想中的谬误和无知。面对当时雅典社会的腐败与堕落，他毫不畏惧地进行批判。他的行为引起了一些权贵的不满，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最终，他被以 “腐蚀青年思想” 等罪名判处死刑。苏格拉底在面对死亡时，拒绝了学生们帮助他越狱的建议，选择遵守法律，坦然赴死。他的一生，是对真理和正义的执着追求，是 “恶人”（批判不良现象）与坚守自我的典范。他的 “恶人”，是基于对智慧和美德的热爱，是为了引导人们走向更美好的精神世界 。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提出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的观点。这种思想鼓励统治者可以通过欺骗、背叛等方式来维护权力。虽然马基雅维利的理论是基于当时动荡的政治环境，但从 “仁” 的角度来看，这种缺乏道德底线的行为，与仁者的 “好”“恶” 背道而驰。它体现了在没有仁德约束下，人们在判断和行为上可能陷入的误区，也从反面印证了孔子这一观点的重要性 。
二、现代社会中的仁德判断
（一）人际交往中的善恶抉择
在现代社会，“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的智慧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如何正确地对待他们，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品德。生活中，有些人善于伪装自己，表面上热情友善，实则内心自私狭隘。例如，职场中有的同事在领导面前表现得积极上进、乐于助人，一旦领导不在，就对工作敷衍了事，甚至在背后诋毁他人，争夺功劳。而有些人虽然不善言辞，却有着一颗真诚善良的心，默默在工作中付出，在同事遇到困难时主动伸出援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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