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周日的上午詹妮娅都坐在书桌前面。她的桌上摆着化学课本和作业，还有两本日历。其中一本是她自己的日程规划，最新标记还停留在她去海边度假的日子，另一本则是从市政网页上打印出来的“垃圾日历”，用来提醒她今天是否该把家中某种颜色的垃圾袋堆到门口去。
不稳定的垃圾回收日向来是异乡人在雷根贝格生活时的大麻烦，对搞不懂分类规则的外国人更是雪上加霜。她老哥在她小时候还经常犯错，要么是瓶盖和瓶身一起扔，要么是把牛奶盒也扔进蓝色垃圾桶。他还总是错误地把不属于“其他垃圾”的东西扔进黑色垃圾桶里，以至于垃圾车无视了他整整四个星期。
这不能全算她老哥的错，因为垃圾分类的事也常常难倒本地人。马尔科姆倒是总能很精确地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冷门垃圾分类，但却经常错过对应种类的垃圾车会来的时间。他连续错过了有机废物和剩余垃圾的回收日，一股可怕的腐败厨余的气味就在院子里弥漫了近两星期，她妈妈为此而火冒三丈。
“这有多难？”她妈妈用尖锐绝望的声音问，“你只要在前一晚把垃圾袋拿出去！”
但那有时候的确挺难的，尤其在你不能专心致志且作息规律地生活时。她妈妈自己也搞错过一次，因为临时出现的重大不利证据而彻夜与客户争吵，又把蓝色垃圾回收日记成了黑色。詹妮娅基本断定，当时她妈妈心里想的准是把她那富有而混账的客户也塞进黑色垃圾袋里。
詹妮娅自己还没有搞错过垃圾回收日。她有时会在前一天晚上忘了，但总能在次日早晨垃圾车经过前及时想起来。可能因为她是家里唯一一个不需要应付工作的人，但她觉得不仅仅如此。她在这方面实在幸运，或者说她有一种踩着关键时间点办事的天赋，像是赶上地铁关门前的最后一秒，买走商店里折扣的最后一卷纸巾。她总是隐隐约约地知道自己能赶得及。
可是光靠运气是不行的。她也像许多走好运的人一样，在无人处暗忧自己的运气是否会突然用尽，像张负债累累的信用卡一样带来麻烦。她不能总是靠运气，否则它迟早会在某个最要命的时刻弃她而去。她必须提前就有所准备。
昨天傍晚，她就非常大意。她早就知道她老哥回来了，却还是把各种各样暴露她调查工作的东西留在卧室里。她挂在“侦探板”上的两张照片，科莱因与“手套先生”，当然一张也不能让她老哥发现。还有她打印下来的种种神话传说、梨海市的本地新闻、她老哥长达十多年的社交网站公开信息记录……她总是把它们用机器翻译转成德文，再打印出来，伪装成笔记带到学校里研究。以及，这件事当然会耽误她上课听讲，因此上星期以来她一直在抄汉娜的家庭作业。她跟汉娜保证她早晚会补上，反正考试前会的。而且她一点也不为这件事内疚，反正她已经从那些糟糕透顶的机翻德文里发现她老哥过去常抄“手套先生”的作业。
每当她确定某些文件不再有用时，她会偷用她妈妈的碎纸机把它们销毁，藏到她床下布偶的肚子里，等着下一个蓝色垃圾回收日把它们处理掉。可是当詹妮娅从书桌前的窗口望见她老哥盯着院子里的垃圾桶时，她那向来能力挽狂澜的运气给她敲响了警钟。她突然意识到她老哥准是在读什么东西，某种放在蓝色垃圾桶里的文件。可她还没来得及把碎纸往里头扔，还有什么能引起她老哥的注意呢？
报纸，肯定是报纸。她马上想到了多普勒·科隆拿来垫在椅子上的那一份。像老科隆这种年纪的人不喜欢对着手机屏幕读那些闪光眩目的小字，他们还是会在早餐桌边读报纸，剪下他们感兴趣的部分保存起来，剩下的拿来垫桌角或是擦车窗。
她没有留意那张被老科隆踩在脚下的报纸，因为当时她满脑袋里都是匿名快递的事。可是真的会那么巧吗？会是她贴在“侦探板”上的那一张？不无可能。那是份区域性报纸，正是本地老人们爱看的那一类，何况老科隆曾经是保安警察，他是会监狱塌陷事故多看一眼的。
不过，她知道她老哥看不懂太复杂的文章，那篇报道里又没刊出伦尼·科莱因的照片，而是披露了另外两名更有争议、更富盛名的杀人犯照片。相信自己能从儿童身体上吸取寿命的纯粹蠢货显然已经过时了，报纸青睐的是那些更时髦的政治议题，像是因为厌烦了护理而给病人注射过量药物的“死亡天使”，或者因为种族歧视而在街上持刀杀人。这些议题眼下肯定要比恋童癖时髦，还可能会被当作下次地方竞选的素材。
这些被埋在塌陷监狱里的着名杀人犯并没有让俞晓绒觉得烦恼。她不认为这些人全都能像伦尼·科莱因那样逃出来，而宁可相信他们是真的埋进了废墟底下，给监狱外的所有人都省了心。但她真的不能保证她老哥不会从这些人身上联想到伦尼·科莱因——他在某些方面其实要比看上去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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