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晌，姚四柱说道：“娘，叫我再想想吧。”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陶氏恨不能上去拍儿子两巴掌。
可是老四从小性子就拧，以前又出过那样的事，陶氏对这个儿子舍不得说一点重话。
陶氏跟大嫂走后，姚四柱便默默地干活不再吭声，麦穗劝了几句也不好多说，总得四弟自己想通了才行。
翌日一早，陶氏在何氏的陪伴下又到了老宅。
“娘，我不搬，白家若是愿意，这门亲事就结，若不愿，那就拉倒。”
还没等陶氏说话，姚四柱便说出他想了一夜的决定。
什么？陶氏、何氏还有麦穗都呆住了。
姚四柱说完，自顾打开鸭舍的栅栏，赶着鸭子从后门出去。
陶氏看着儿子的背影，差点哭出来，这个老四，怎么就这么拧呢？
白氏得了这个消息，硬着头皮又跑了她娘家一趟，这回陶氏吩咐两个儿媳妇提着礼物也跟去了。
结果等回来后，何氏一筹莫展交代道：那边态度坚决，姑娘嫁进来一定要住新宅，而且彩礼钱不得少于一百两！
陶氏一听顿时大怒，跳起脚嚷道：“一百两？她咋不去抢呢，真当咱家是大地主了，一百两就那么容易掏出来？休想！往回退一年，咱家连饭都吃不饱呢。”
如今的姚家不是拿不出一百两的彩礼钱，而是不愿接受白家狮子大开口的要求，陶氏前面三个儿媳的彩礼钱，哪个超过一两银子了？
这件事来来回回折腾了半个多月，白家那边甚至姚福田上门去说和都不成，双方谁也不肯退步。当然姚家这边主要是姚四柱自己说死不愿意从老宅搬出来，谁来劝也不行。
几番折腾下来，姚四柱的心已经彻底凉了。
那新宅院是果儿侄女带着家里盖起来的，这里面自然也有全家人一起劳动的成果，但是他始终觉得其中并不包括他，这些年就属他给家里添的麻烦最多，出的力最少。
如今他开始一心一意养鸭子，就是想凭自己的双手好好劳动，挣下一份家业，走出去不再被人指指点点。
白家非要在新宅里成婚，还要大笔的彩礼钱，到底是看上他这个人，还是图的他家的钱？
如果说人家一开始就不是因为他这个人，那这个婚，不结也罢。
心凉了，姚四柱干脆直接把话说死，这门亲事，算了。
陶氏难过地坐在镶着琉璃的新屋子里哭了好几场，哭她老四的命苦，更哭这不省心的东西咋就那么拧，住在老宅里能咋，老宅能住出个花儿来？
姚四柱的婚事果儿从头到尾未发一言，当然，也没人问过她意见。但是在她看来事情最后落到这个结局，其实双方都没什么错，只是生活观念不同罢了。
放在现代，人家姑娘家想要更好的生活条件，娘家人在婚前替女儿争取更大的利益有错吗？
而姚四柱，他不想依附家里，想要靠自己的劳动改变未来，更没有错。
可惜这种观念只适合现代人，而且姚四柱如今二十几岁的年龄了，在这个时代来说，称得上是老光棍儿，眼看着婚事又泡汤，最难受的当然是姚老爹跟陶氏。
姚四柱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自从亲事告吹，姚四柱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整天只知道埋头干活，精心伺候他的鸭子，等闲哪里也不去，更不愿跟人多说话。
麦穗有时做好三个人的饭，叫半天都把他叫不回来。
陶氏伤心难过了一阵，不得不打起精神，继续托媒人给儿子说媒。
当然也有因为这件事高兴的，村里好些个大娘大婶们得了这个消息，立马打了鸡血似的重新兴奋起来，排着队赶到姚家新宅去找陶氏或是何氏，开门见山推销她们七大姑八大姨家里未出嫁的女儿。就连十五岁的大林跟十三岁的皂儿，都有人在何氏面前给说起媒来。
可是长辈的婚事还没有解决，哪能轮到小辈？何氏很聪明地一一回绝。
端午降至，天有些小热了，十八里铺的集上已经开始有卖粽子和绿豆糕的商家，还有些手巧的农妇也支起一排小摊位，上面挂满了各种样式，里面包着香料、花草的香包出来卖。
端午节戴香包，这是很多地方流传的习俗，据说有着辟邪除秽的作用。
亲戚朋友之间在端午佳节是要互相上门送节礼的，乡下人家送节礼，粽子和枣糕是必不可少的两样，家境好一些的则会送大四样，粽子，绿豆糕，雄黄酒，再来一块猪肉或者一只宰杀的鸡，就是一份再体面不过的节礼了。
他们这里不是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所以这个时候都会从十八里铺的镇上买回来一些，那种用小黄米包的两文钱一个的小粽子最受大家欢迎，便宜又实惠，大家伙都买的起，附近十里八乡走亲戚基本都买的这种粽子。
没有多余的钱买绿豆糕，就自己蒸几个枣糕代替。
姚家的端午节礼原来也是这样准备的，数着个数买上一点小黄粽子，够走亲戚就成，家里小孙子要吃，都是等自家亲戚上门送来后（比如麦穗曾经的婆家），才有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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