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班主任电话时，林薇正在开季度总结会。手机在静音模式下震动不停，屏幕上“张老师”三个字像烧红的烙铁，让她莫名心慌。走出会议室接起，听筒里传来的声音带着难掩的焦灼：“林薇妈妈，你赶紧来学校一趟，诺诺出事了，眼睛受伤了！”
林薇的血液瞬间冲到头顶，手里的文件夹“啪”地掉在地上。她顾不上捡，对着电话急促地问：“怎么伤的？严不严重？”
“课间在走廊被同学撞到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孩子眼睛流血了，我们已经送他去附近的社区医院了。”张老师的声音带着歉意，“你别着急，路上注意安全。”
林薇哪里能不着急？她跟领导潦草交代两句，抓起包就往楼下跑。打车赶往社区医院的路上，她的手一直在抖，脑子里全是儿子诺诺明亮的眼睛——才上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平时调皮却懂事，怎么会突然受伤？
赶到医院时，诺诺正坐在诊疗室的椅子上，左边眼睛下方贴着厚厚的纱布，小脸煞白，看见林薇进来，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妈妈！”
“宝贝，怎么样？疼不疼？”林薇冲过去抱住儿子，手指不敢碰那片纱布，声音都在发颤。
接诊的医生叹了口气：“伤口在眼睑下方，挺深的，已经做了紧急处理，但是我们这里条件有限，建议你们赶紧转去市医院眼科，可能需要缝合，还要排查有没有伤到眼球。”
林薇的心沉到了谷底。她谢过医生，抱起诺诺就往门外走，张老师跟在后面不停道歉：“都怪我们没看好孩子，课间走廊人多，没看清是谁撞的……”
“先去看病。”林薇打断她，此刻她没心思追究责任，只想让儿子得到最好的治疗。
转院途中，林薇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轻声问诺诺：“宝贝，告诉妈妈，刚才发生什么了？是谁撞到你的？”
诺诺抽噎着回忆：“我去卫生间，走在走廊里，突然有人从后面推了我一把，我撞到墙上了……然后眼睛就流血了，我回头没看清是谁，只看到一个穿蓝色校服的背影，好像比我高一点。”
“穿蓝色校服？是你们年级的吗？”林薇追问，指尖飞快地在备忘录里记录：“三年级课间10:10左右，走廊靠近卫生间路段，肇事者穿蓝色校服，身高高于诺诺（130cm左右），从后方推搡致伤。”
“不知道……”诺诺摇摇头，眼神里满是恐惧，“妈妈，我怕眼睛看不见了。”
“不会的，宝贝不怕，医生会治好你的。”林薇抱住儿子，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她知道，现在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找到肇事者的关键，她必须牢牢记住。
市医院的急诊室里，灯光惨白。医生仔细检查后，告知林薇需要立即进行缝合手术：“伤口长约1.5厘米，深及真皮层，必须缝合才能愈合，后续还可能留疤，而且要密切观察眼压和眼底，排除隐性损伤。”
林薇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时，手心里全是冷汗。手术进行了半个小时，每一秒对她来说都是煎熬。术后，医生给诺诺包扎好眼睛，叮嘱她按时换药、避免感染，并且开具了详细的病历、缝合记录和缴费单。林薇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单据叠好，放进随身的包里，又用手机把每一张都拍了照，存进专门新建的文件夹里——她隐约记得，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重要凭证。
安顿好诺诺住院观察，林薇终于有空和张老师细谈。张老师面露难色：“我们回学校调了监控，但是走廊那个位置正好是监控盲区，没拍到事发过程。问了几个当时在走廊的同学，都说没看清是谁推的诺诺。”
“监控盲区？”林薇的声音陡然提高，“学校走廊怎么会有监控盲区？这不是管理漏洞吗？”
张老师连忙解释：“那是老监控了，前段时间准备更换，还没来得及……我们已经发动班主任在各班排查，让穿蓝色校服的男生都来办公室问话了，但都没人承认。”
林薇压下心头的怒火，她知道现在发火解决不了问题。她拿出手机，翻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条款，平静地说：“张老师，我理解学校的难处，但根据法律规定，学校对在校学生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现在孩子在学校受伤，肇事者找不到，学校不能推卸责任。我要求学校继续深入调查，扩大排查范围，不仅是三年级，其他年级穿蓝色校服的学生也应该排查，同时尽快修复监控盲区，给我们一个说法。”
张老师点点头：“我会把你的要求反映给学校领导，我们一定尽力调查。”
接下来的几天，林薇一边照顾诺诺，一边和学校保持沟通。但每次得到的回复都是“还在调查中”“没有新的线索”。有一次，她甚至直接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态度和蔼，却始终回避实质性问题，只说会“协调处理”，暗示她可以先让学校垫付部分医疗费，大事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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