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越在经历了诸多对自身身份的思考以及对故乡澳门深深的眷恋与认同之后，开始深入探究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最根本的不同之处。这种探究仿佛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之旅，让他对两种伟大文化的内核有了更为深刻的洞察。
罗越常常坐在那欧洲风格的书房里，四周摆满了从欧洲各地收集来的关于历史、神话与文化的书籍，然而他的思绪却飘向了遥远的东方，飘向了那片孕育了他祖先的土地——中国。他想起了古老的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那是一个人类依靠自身智慧与毅力，战胜黑暗与寒冷的伟大壮举。在远古时代，人们面临着没有火种的困境，而中国人的祖先没有等待神灵的恩赐，也没有祈求外来的援助。他们凭借着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对材料的尝试与摸索，最终成功地钻木取火。这小小的火苗，不仅仅是光明与温暖的来源，更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勇于探索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贯穿了中国历史的长河，无论是在面对外敌入侵、自然灾害，还是在社会发展面临重重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心，去克服困难。
他又联想到欧洲的神话故事，普罗米修斯从天神那里偷取火种送给人类。这一故事固然体现了普罗米修斯的勇敢与对人类的大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欧洲文化中一种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在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文化特征也有所体现。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领主与教会势力强大，普通民众在面临困难时，往往需要向领主寻求庇护，向教会祈求救赎。他们更多地寄希望于外部的权威或者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自身的困境。
再看大洪水的传说。在全世界众多的神话里，当面临大洪水的灾难时，许多民族的故事都是围绕着造船避难展开的。人们试图通过建造一艘巨大的船，来躲避洪水的侵袭，等待洪水退去。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逃避灾难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借助工具来避开困难的策略。然而，中国的大禹治水故事却截然不同。大禹没有选择逃避洪水，而是带领民众积极治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深入了解洪水的规律，采用疏导的方法，将洪水引入大海。这种治水的过程不仅仅是对自然灾害的治理，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彰显。中国人在面对困难时，不是逃避，而是直面挑战，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去改变现状。
罗越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文化精神差异在现实中的体现。他回顾中国的近代历史，那是一段饱经沧桑的岁月。列强的侵略、封建制度的腐朽，让中国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尽管过程充满艰辛，尽管遭受了无数次的失败，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始终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总结经验，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一穷二白的状况，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改革开放，从科技攻关到脱贫攻坚，每一步都是中国人民自己拼搏奋斗的结果。
而欧洲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有着辉煌的文明成果，但在面对困难时，也常常需要借助外部力量的支持。在欧洲的近代史上，国家之间的联盟与战争频繁，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发展或者复兴需要依靠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或者借助外部势力的干预。例如，一些欧洲国家在战后的重建过程中，依赖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等外部援助。
罗越在思考这些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也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想到自己在欧洲的生活，曾经在面对一些困难时，也受到了欧洲文化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文化基因却在不断地提醒他，要像自己的祖先一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难。他意识到自己在欧洲的成长经历，其实是两种文化在他身上的交融与碰撞。他既有欧洲朋友那种善于借助外部资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也有中国人骨子里的独立自主精神。
在他的社交圈中，他开始分享自己对中欧文化精神差异的思考。他和欧洲的朋友们讨论这些神话故事背后的文化内涵，有些朋友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认为这是一种很新颖的视角去理解两种文化；而也有一些朋友对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从神话故事就一概而论两种文化的差异。但罗越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思考，他通过更多的历史研究和现实案例来丰富自己的观点。
他开始深入研究欧洲的哲学思想，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的欧洲哲学流派，他发现即使在哲学层面，欧洲文化也存在着对外部世界和超验存在的探索与依赖倾向。而中国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儒家的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顺应自然、自我修炼，都强调个体自身的修养和内在力量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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