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汝南袁氏门第显赫，“四世三公”，累世簪缨，其家族荣耀如日中天，恩荫庇佑遍洒朝堂。袁绍，恰于公元 153 年降生于这一簪缨世家，似衔着金汤匙，开启了他在历史长河中跌宕起伏的一生。
自幼，袁绍便被家族寄予厚望，成长于浓厚的文化氛围与严格的教育体系之中。家中长辈皆饱学之士，对他悉心教导，经史子集的熏陶、治国安邦之策的研习，使袁绍自幼便聪慧过人，才思敏捷。年少的袁绍，身姿挺拔如松，面容英俊，双眸炯炯有神，气质儒雅而谦逊。他常穿梭于洛阳城中权贵子弟的交游圈子，与曹操等一众才俊谈诗论文、评点时政，其言辞犀利且富有见地，常能在众人的讨论中一语中的，引得众人侧目，隐隐然已有领袖群伦之风范。
彼时的洛阳，作为东汉的都城，是权力与财富的核心汇聚地。巍峨的宫殿建筑群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然而，在这金碧辉煌的背后，却是宦官与外戚两大势力争权夺利的黑暗深渊。朝堂之上，官员们或阿谀奉承，或明哲保身，政治的腐败与黑暗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整个东汉王朝。袁绍身处这一漩涡中心，目睹了朝廷的种种乱象：宦官们凭借着与皇帝的亲近关系，肆意妄为，卖官鬻爵、排除异己，将朝政搅得乌烟瘴气；外戚则恃宠而骄，妄图掌控大局，却往往因缺乏长远谋略而陷入与宦官的无休止争斗之中。这一切，皆在袁绍年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种下了他日后变革朝局、拯救天下的宏伟志向的种子。他在心底暗暗发誓，定要凭借自己的才华与智慧，打破这一腐朽的局面，还东汉王朝一个清明盛世。
公元 175 年，在家族威望的庇佑与自身卓越才华的双重助力下，袁绍被举孝廉，自此踏入仕途，出任郎中等职务，开启了他在东汉官场的政治生涯。
初入官场的袁绍，满怀一腔热血与抱负，他渴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注入一丝生机。置身于朝廷之中，他愈发深切地洞察到东汉政治的腐朽与黑暗已达极致，而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宦官专权现象。这些宦官们，凭借着与皇帝的特殊亲密关系，得以肆意插手朝政事务。他们不仅大肆卖官鬻爵，将官职明码标价，致使官场乌烟瘴气，真正有才能、有品德的人难以得到晋升机会；更甚者，他们还不择手段地排除异己，对那些敢于直言进谏、反对他们恶行的官员进行残酷打压。朝堂之上，正义之士人人自危，而奸佞小人则阿谀奉承，官场风气败坏到了极点。
袁绍，秉持着内心的正义与对国家的忠诚，毅然决然地与众多党人结交，积极投身于反对宦官专权的激烈斗争之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巧妙地为党人传递重要情报，在关键时刻为他们提供庇护之所，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成为党人们的核心与希望所在。他多次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弹劾宦官的种种不法行为，其言辞恳切，句句直击要害。尽管在当时的局势下，他的努力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东汉王朝日益衰败的大局，但他的勇敢与坚持，却在士大夫阶层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威望，众人皆视他为拯救朝廷危局的中流砥柱。
党锢之祸
然而，袁绍等人的正义之举，无疑深深刺痛了宦官集团的敏感神经，引发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与极度警觉。公元 166 年，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党锢之祸，如暴风雨般席卷而来。宦官们凭借着手中掌握的权力，对党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惨无人道的镇压与迫害。一时间，朝廷上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无数党人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甚至惨遭杀害。
袁绍，因其家族的显赫背景，在这场灾难中暂时幸免于难，未被立即治罪。但他深知，自己已成为宦官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于是，他被迫隐居起来，暂时远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但袁绍绝非那种轻易屈服于困境之人，在隐居的日子里，他并未选择消极避世，而是与党人领袖张俭、陈蕃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通过各种秘密渠道，继续精心策划反对宦官的行动。袁绍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谋略，在各地暗中联络志同道合之士，一点一滴地积蓄着力量，如同一位蛰伏于暗处的勇士，耐心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彻底改变东汉朝廷被宦官掌控的黑暗局面。
起兵讨董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董卓，这个来自西凉的军阀，趁乱入京，凭借着武力与权谋，迅速掌控了朝政大权。他的所作所为，可谓是倒行逆施，令人发指。他先是废掉了少帝刘辩，改立献帝刘协，以便于自己更好地操纵傀儡皇帝，进而实现独揽大权的野心。此后，他在京城之中肆意妄为，纵容士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董卓的暴行，终于激起了天下诸侯的公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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