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的长河中，有一段岁月如同一艘在波涛中颠簸的小船，承载着无数的磨难与转折。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被历史铭记的过去。
1969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如汹涌的洪水，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对于年幼的我来说，这一年充满了无尽的痛苦与困惑。
“放大镜事件”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瞬间打破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在那个被各种喧嚣所笼罩的校园里，真正想读书的人如同在沙漠中寻找绿洲般艰难。而我，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却因这场意外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
事件发生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村的孩子们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那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和恐惧，仿佛我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后庄的邢长林那帮人更是四处散播谣言，声称我和那个被大家视为问题人物的祈凤一样，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马上就会被开除学籍，交给他们批斗。曾经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纷纷远离我，他们如同受惊的小鸟，迅速逃离了我的身边，生怕与这个有现行反革命嫌疑的孩子扯上关系。我仿佛一只失去羊群又被恶狼追赶的羔羊，日夜承受着煎熬。
休学的日子里，孤独如影随形。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房间里，却无法温暖我冰冷的心。我不能愉快地去上学，也没人和我一起打球。整天沉默不语，不是趴在桌边，就是呆滞地坐在床边，仿佛失去了灵魂一般。母亲看到我这般模样，心急如焚，眼中满是担忧。她那温柔的目光中透露出深深的心疼，仿佛一把利剑刺痛着我的心。“这哪像个孩子，这孩子怕是被吓呆了。”母亲的声音中带着颤抖，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痛苦。
父亲虽知道问题并不严重，可看到我如此消沉，也十分心疼。他那坚毅的脸庞上露出了一丝无奈，仿佛在与命运抗争。“明天我再去学校找老师，让他上学。”父亲说道，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坚定，仿佛在为我寻找着一丝希望。
然而，第二天父亲从学校回来，带来的消息却并不乐观。“曹老师和何老师说，停一停对他有好处，现在后庄的孩子（指邢长林等人）还在往公社跑，等风头过去再说。”父亲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仿佛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耗尽了力气。我听了，愤怒地喊道：“该死的野种邢长林，他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害我，下次再见到他，我非打死他不可！”爸爸立刻捂住我的嘴，生怕别人听见。他那紧张的神情如同在保护着一件珍贵的宝物。“现在别生气，等风头过去再说。”爸爸轻声对我说，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仿佛在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妈妈接过话，严厉地对我说：“我提醒你，以后在任何地方都不准骂邢长林野种！听到没有！”母亲的眼神如剑峰般逼视着我，仿佛在警告我不要犯错。我委屈地回应道：“妈妈，我记住了。”妈妈迅速上前搂住我，眼泪簌簌地落在我的脸上。她那温暖的怀抱如同一个避风港，让我感受到了一丝安慰。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泣不成声地说：“孩子，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你不会说那样的话，做那样的事。现在他们想整治你爸爸，找不到借口，就借你这件事让你爸爸低头，找他们求情。今天妈妈准备去后庄向长志低头，求求情，让他不要再怂恿长林他们乱说了，估计就没事了。”我推开妈妈的手，站到一边，大声吼道：“妈！我本来就没事，你别去求他们，让他们得意，看他们能怎样。”我的声音中充满了倔强，仿佛在与命运抗争。妈妈接着说：“没关系，都是前后庄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说句求情的话，也不丢人。万一他们较真不让，让你像南庄的祁放那样，妈妈可怎么活啊。”说着，妈妈又把我搂在怀里。她那温柔的怀抱如同一个温暖的火炉，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爱。
那时的我，年幼而倔强，不明白为何要遭受这样的不公，为何邢长林要如此陷害我。我渴望正义，渴望有人能为我主持公道。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力。我仿佛置身于一个黑暗的洞穴中，看不到一丝光明。我不知道母亲后来是否去后庄求情，反正再也没有新的麻烦发生。但这件事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成为了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文化大革命”时期常引用一句话：“好事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坏事也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这句话用在我当时的转折点上，再合适不过了。对我来说，没有“放大镜事件”，我就不会对家庭、生命和人生进行深入思考，也不会有命运的转折，更不会有今天的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大镜事件”确实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幸事。
后来，我生了一场病，母亲背着我飞快地赶到河口集街上的医院，也就是公社卫生院。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微风轻拂着大地，带来一丝凉爽。母亲背着我，如同一只勇敢的母狮，在崎岖的道路上奔跑着。她的汗水湿透了衣衫，但她却没有丝毫的停歇。我趴在母亲的背上，感受着她的温暖和力量。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一座巍峨的山峰，屹立在我的面前，为我遮风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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