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世衡也是范仲淹手下虎将。他驻守青涧城时，巧用 “苦肉计” 智取敌情，通过杖打蕃将，使其投奔西夏后又带回大量军事机密；用 “美人计” 义收羌酋，邀请酋长慕恩饮宴，以侍女收服慕恩，使其对自己忠心耿耿；施 “离间计” 巧除敌将，利用和尚王嵩打入西夏内部，试图除去元昊的左臂右膀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兄弟。
在范仲淹的领导下，西北军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他在陕西大开营田，部下种世衡知青涧城置营田，成绩显着。庆历元年十二月，“诏陕西四路部置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转运判官兼勾管营田事”。从此，陕西的营田迅速发展，增强了边防的经济力量。同时，他主张在西北地区利用 “土兵” 驻守，以寨为家，平时生产，战时打仗，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边防的巩固。
范仲淹的积极防御思想，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四、政治主张革新
（一）实施新政破旧局
北宋庆历三年，范仲淹针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系统地阐释了其酝酿已久的改革思路。这一施政纲领犹如一道曙光，照亮了北宋王朝变革的道路。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提出了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个方面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围绕 “人” 这个核心要素，切中了当时北宋现实困境的要害。
例如在官吏选拔方面，改革恩荫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及其亲属荫补入仕，避免了权力的滥用和人才选拔的不公。同时，改革科举制度，要求应举人必须在官学学习一定时日才能参加考试，考试内容重策论、通经旨，强调学以致用，为国家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才。
在升迁方面，改革单纯循资的做法，对官吏进行严格考核，政绩卓着的加以破格提拔，不称职的予以撤换或者处分，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此外，还提出要均衡官员的职田，保证低级别官吏的合法收入，防止其贪赃枉法。
在其他方面，重视农业生产，把农业生产放到 “养民之政、富国之本” 的位置；整治军备，部分恢复府兵制，既节省军费又加强军事战备；减少百姓的徭役负担，让百姓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落实朝廷的惠政，取信于民；严肃对待、慎重发布命令，不可滥发或者朝令夕改。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仅历时一年便宣告失败。尽管如此，它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二）政治思想影响深
范仲淹的政治思想中贯穿着孟子的恻隐、仁政思想。他强调宇宙之变化在阴阳之互为本根，能把握其机理的方是圣人，而将这种宇宙万物的变化放在社会治理中，就应该以下为本，即政治治理要以民为本。他认为 “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今务于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
范仲淹还强调法律要具有普遍性，国家法律要体现统治的公平。他提出 “法者，圣人为天下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也。”“贵贱亲疏赏罚惟一，有功者虽憎必赏，有罪者虽爱必罚，舍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亦天下之公。”
同时，范仲淹特别强调为官的道德或行政伦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从现代角度讲，就是强调职业伦理，强调责任意识、履职意识，是行政伦理观的凸显。
范仲淹的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精神，成为了后世仁人志士的道德标杆。他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为后世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他的影响下，后世的政治家、思想家更加注重以民为本、公平法治和为官道德，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文学成就卓越
（一）散文创作立新风
范仲淹极为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在宋初文坛柔靡文风盛行之际，他勇敢地站出来反对这种风气。他提出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主张散文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他的散文作品以政书和书信居多，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例如《上政事书》，苏轼曾评价其 “天下传诵”。在这篇文章中，范仲淹陈述时政，分析问题深刻透彻，提出的建议切实可行，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文学才华。
而《灵乌赋》一文更是别具特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成为中国古代哲人争取自由的重要文献。这篇赋以灵乌自喻，表达了范仲淹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精神。
当然，范仲淹最为着名的散文当属《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开篇描绘了岳阳楼的壮丽景色，“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接着，作者通过对迁客骚人在不同景色下的不同感受的描写，引出自己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崇高思想境界。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成为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精神追求，成为杂记中的创新之作，千古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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