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小感到一种无形的网正在收紧。她沉默着，照常上课、回家，但内心的压力越来越大。她知道，张婶正在煽风点火，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或许就是在筹备会议上，就会正式把这个“提议”摆到桌面上。
不能再坐以待毙。周小小深知，必须化被动为主动，但绝不能落入张婶的圈套。她苦苦思索着对策。
第三天下午，家属委员会召开“忆苦思甜”活动筹备会，周小小作为宿舍楼的一员，也被要求参加。果然，会议进行到一半，讨论如何让展览和“忆苦饭”更有教育效果时，张婶清了清嗓子，发言了：
“主任，各位委员，我有个想法。”她脸上带着一种故作沉痛的表情，“咱们老是找些破碗烂衫，年轻人看了也没啥感触。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人！得让经历过两种社会、有对比的人来讲，才最深刻！咱们院里，不是正好有周小小同志吗？”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角落里的周小小身上。周小小垂着眼，手放在膝盖上，看不出表情。
张婶继续说着，语气越发“诚恳”：“周小小同志虽然出身在那个……嗯，不好的家庭，但本人还是积极要求进步的嘛。让她给大家讲讲，她过去亲眼见过的、她家里人过去过的是什么样的奢侈生活，是怎么剥削人的？再对比一下现在新社会咱们工人阶级的幸福生活，这苦和甜，不就一下子清清楚楚了吗？这对她本人，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和升华嘛！周小小同志，你说是不是？”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所有人都看着周小小，等待她的反应。家属主任有些为难，似乎觉得不妥，但又不好直接反驳张婶这顶“革命教育”的大帽子。
周小小缓缓抬起头，脸上没有预想中的惊慌或屈辱，反而是一种异常的平静，只是眼圈微微有些发红。她站了起来，先是对主任和委员们微微鞠了一躬，然后才看向张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坚定：
“张婶同志的这个提议，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搞好革命教育活动。”她先肯定了一句，让本想发作的主任又坐了回去。
“但是，”周小小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重而真诚，“我认为，让我来讲我家过去的事，并不合适。”
张婶立刻想插话，但周小小没有给她机会，继续说道：“为什么说不合适呢？第一，我出生的时候，家乡已经快解放了，旧社会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端场面，我并没有亲眼见过。我印象里的家庭生活，其实已经是在走下坡路和恐慌之中了。让我讲那些听来的、模糊的所谓‘奢侈生活’，既不真实，也容易流于表面，达不到真正的教育目的。”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周小小的声音带上了几分哽咽，但努力控制着，“我的家庭有罪，这是事实。但我个人，是在红旗下长大，接受党的教育长大的。我的思想改造，是努力忘记那个阶级带给我的烙印，全心全意向工人阶级学习，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组织也一直教育我们要向前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如果现在让我一次次地去回忆、去详细描述那种生活细节，甚至带有展示意味地去讲，这到底是在批判呢，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反复提醒大家甚至我自己，去记住那些本应该彻底抛弃的东西？这会不会反而偏离了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初衷，变成了对某些不健康好奇心的满足呢？”
她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的人们，最后看向主任：“主任，各位委员，我认为，‘忆苦思甜’的重点，应该是牢记劳动人民受的苦，激发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建设热情。我们院里有很多老工人师傅，他们从小给地主放牛、给资本家做工，挨过鞭子饿过肚子，他们的经历才是真正的血泪史，才是最宝贵、最真实、最能教育人的活教材！我们应该多去挖掘和请他们来讲讲。至于我，我更愿意用实际的劳动和行动，来洗刷我出身带来的原罪，来证明我改造的决心，而不是用言语去描绘那些本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生活。那不是我该聚焦的，更不是革命教育该聚焦的重点。”
周小小说完，微微欠身，坐了回去。会议室里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寂静，先前那种紧绷的、几乎令人窒息的压抑感被打破了。
有人下意识地点头，觉得周小小说得在理。几位老工人委员交换着眼神，他们确实经历过真正的苦日子，听着周小小的话，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过去的岁月，觉得让一个没真正经历过旧社会奢靡、反而是在新社会长大的年轻人去讲那些“听来的”剥削生活，确实有点不伦不类，也确实不如他们自己的经历有说服力。
家属主任明显地松了一口气，脸上的为难之色褪去，露出了赞许的神情。她正了正身子，开口道：“周小小同志说得很有道理啊！‘忆苦思甜’活动，核心是阶级教育，要真实，要深刻。让没有亲历过的人去讲，确实容易流于形式，甚至可能产生不好的导向。我们还是应该多请像老赵师傅、李师傅这样在旧社会吃过真正苦头的老工人们来讲述，他们的经历才是最鲜活、最能打动人心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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