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港成为外来人口进入加州的必经之地，迅速迎来了一波人口增长的高峰。
这其中，就包括数量高达数十万的华人。
当时，丑国国内正在兴起废奴运动，工业大发展和“用工荒”的矛盾日益尖锐。
于是，有很多外国人与华夏买办相勾结，在岭南等地区大量招聘失地农民到丑国当苦力。
买办向他们描绘了去丑国的美好前景，在支付了极为低廉的钱物后，就把他们集中关押起来，等待“装”上前往丑国的海船，这种交易被称作“卖猪仔”。
从华夏出发后，劳工们被关在憋闷、昏暗的船舱下层，吃着最差的伙食，病菌在人群中大肆传播，大约三至五成的华工因为中暑、霍乱等病情丧生。
因此，这些船也被比喻为“浮动的地狱”。
1848年，“秃鹰号”船驶入旧金山港，2男1女共3名华工下船上岸，这也成为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批赴美华工。
从那时起，华工的数量就逐步攀升。
20年后，华美《蒲安臣条约》签订，明确两国尊重移民自由，进一步打开了华人移民的方便之门，持续掀起了移民热潮。
据丑国海关的档案记录，1848年之后的30年间，共有20多万将近30万华人通过旧金山进入丑国，9.3万华人从这里离开。
对于那些熬过艰难旅程、幸运抵达旧金山的华人来说，迎接他们的则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非人的生活待遇。
华人大量进入了淘金的行列，金矿挖完了就修铁路，开矿山，种田地，捕海鱼，洗衣服，他们随遇而安，以各种方式来养活自己。
特别是为修筑贯通丑国东西海岸的大铁路，无数华夏工人丧生。
至1870年，加州矿工中华人占比高达28%。
因为华人工作繁重、处于高度危险状态，当时一度流行这么一曲粤语歌曲“有女不嫁金山郎，十年九载守空房”。
华人靠着勤劳艰难生存，支付完给“蛇头”的人头费之后，他们积攒下钱财来购置土地、兴建房屋，在旧金山逐步安定下来，也把国内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习惯都搬到了这里。
那个年代，旧金山街道上的华人穿着长袍马褂、绣花鞋，小孩子穿着中式罩褂和虎头鞋，生活与国内并没有太多的不同。
甚至每年农历春节还会有新春巡游，这一活动一直保留至今，每逢春节都要舞龙舞狮，燃放鞭炮，奉神祈福，热闹异常，传统年味十足。
随着旧金山华人移民在部分行业影响力不断扩大，对白人在这些行业的统治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加之经济危机导致工作岗位变少，华洋之间的矛盾变得日趋激烈。
因失去工作而愤怒的白人组成了“工人党”，叫嚣着“华人必须滚回去”，频频发动对华人的暴力袭击。
《排华法案》随之诞生，10年内不允许华工入境，全丑华人不可以归化入籍，不可以购置物业，不可以在法庭作证，不可以和其他族裔通婚，很多公共服务也不提供给华人。
由此，在丑华人的生活步入了最为黑暗的时期。
旧金山的华人被赶到了由4条街道圈起来的一个固定区域内，宛如进了一个围着高墙的牢笼。
一旦华人的活动范围越过了边界，来到了白人聚居的北岸区，就会被白人甩着刀子，野蛮地赶回去。
遭受严格封锁的华人成立了一个个侨团、公所、善堂、宗亲会，筹款建立自己的医院、中文学校、制衣厂、商店、珠宝店等，在“寒冬”中抱团取暖，硬是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
而对外，他们则是小心谨慎、忍气吞声，避免招惹祸端，在夹缝中寻得生机。
华人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但早期华人的孩子，想在加州的公立学校读书是十分困难的。
虽然旧金山几十年前便建起了第一所华人公立学校，但行政当局对华人的歧视恨深蒂固，采取隔离等歧视性政策，这所学校曾几次关门，后又在华人的抗议及斗争下重新开张。
对此，华人只能将自己的子女送进私立学校，或聘请教师上门辅导，或送回国内受教育，有的孩子接连在几个学校之间转学。
唐人街里，随处可见各类同乡会、堂所、协会和服务中心。
而在移民早期发展起来的旧金山中华总会馆，就是旧金山华人自发组成的草根组织，也是在丑华人最大的‘依靠’。
在孱弱的大清朝无力保护他的海外臣民的年代，总会馆始终为华人的利益奔走疾呼，逐步发展成为引领海外华人的跨国民间组织。
正当旧金山华人一步步改善生存环境时，20世纪初，一场烈度达里氏7.8级的大地震重创旧金山，成为丑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灾害之一。
地震带来了大火，把整个唐人街几乎烧成废墟，仅有老圣玛丽大教堂留存了下来。
震后，有房产开发商看中了位置优越的唐人街，想用来发展商业，准备把华人驱赶到荒凉的东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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