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改革运动。在 19 世纪末，中国面临着列强环伺、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奋起高呼，试图通过变法图强来挽救民族危亡，为古老的中国探寻一条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一、变法背景：风雨飘摇中的晚清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领土主权、经济利益和司法独立权。《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偿巨额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而《马关条约》更是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白银二亿两，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西方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倾销商品，掠夺资源，中国的传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同时，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太平天国运动持续十余年，占据半壁江山，与清朝政府分庭抗礼。清朝政府在镇压起义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家财政陷入困境。而晚清的官场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成风，政治黑暗，行政效率低下，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
在思想文化领域，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形成了强烈冲击。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觉醒，认识到中国必须进行变革，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摆脱被列强欺凌的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戊戌变法应运而生。
二、变法准备：维新派的崛起与活动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派人士逐渐崭露头角。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早年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但他在游历香港、上海等地后，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深感中国必须进行全面变革。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着作，借孔子的名义宣扬变法思想，为维新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政治改革。例如，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将孔子描绘成一位改革家，试图利用孔子的权威来为变法寻找合法性依据，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如《变法通议》等，系统地阐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具体内容和实施方法。梁启超文笔犀利，思想深刻，他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响，有力地推动了维新思想的传播。他在《变法通议》中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强调变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变法。
谭嗣同则是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他着有《仁学》一书，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礼教，呼吁“冲决一切罗网”。谭嗣同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他曾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了他为变法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引入中国，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震动。严复认为，中国如果不进行变法图强，就将在列强的竞争中被淘汰。他通过翻译西方着作，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思想借鉴。例如，他在翻译过程中，常常加入自己的注释和评论，引导读者深入思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
维新派人士还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变法人才。例如，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等。这些学会和报刊成为了维新派传播思想、联络同志、积聚力量的重要阵地，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做了充分的准备。强学会定期举办讲座和研讨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共同探讨变法的相关问题。《时务报》的发行量一度高达万余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变法过程：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这标志着戊戌变法正式拉开帷幕。在随后的 103 天里，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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